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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文文献中，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马克思脚印”的说法来自于曾访英求学的经济学家陶大镛1949年的回忆： 我还晓得一件事，就更足证明他的勤奋好学了：从1850年起，他经常埋头于大英博物馆，总喜坐在图书室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上，前后共有25年之久。他读到欢奋的时候，常常要用右脚在地上拖几下，这样，就把座位下边的那块水门汀磨掉了一层。他死后，这块凹下去的地方，已重新填平了。直到今天，这块痕迹还保存在那边。（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换言之，磨脚印是在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脚印如果真有，最迟出现在这一年。而最早关于脚印的中文传说则出现在1949年，已有80多年之远了。真实性很有问题。而且，在这最早的描述中，马克思在水泥地上磨脚并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读书读的兴奋了。此外，另一个细节是，马克思用的是右脚。40年后，陶大镛写过一篇对此事的回忆文章： 我1947年留英期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急于写《社会主义思想史》，足足有两个多月，也天天到这座圆拱形大厅来参阅图书，觉得借书实在是方便。还曾向当时的一位年迈的管理员探询过这个足迹的故事，他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传说确有其事，可惜经过多次整修，现在已看不到留下的脚印了。”我曾悄悄地找到D行第二号座位，并俯身去寻索桌下的痕迹，还用手去摸了摸地面，虽看不到明显的痕迹，却隐约觉得地面并不那么平滑，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激动，至今还留下难忘的印象。（《从学习〈资本论〉谈利用图书馆》，载《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庄焕先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这篇回忆录如果回忆的真切，则包含更多的信息，比如，就算脚印不是真的存在，也并不是中国人最先捏造的，而是大英博物馆此前就有类似的传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时，陶回忆他1947年在大英图书馆的经历时，说马克思坐的位置是“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但1990年回忆时，则改为“D行第二号座位”。为何50年之后，回忆相反有了更多的细节，而且还与前一次不同了呢？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层累式地造成的”吧。 之后中国关于“马克思脚印”的故事大都转引自陶的记叙，如《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四册教学参考资料》（江苏人民1954年版）、《和青年谈读书》（上海人民1957年版）、《革命领袖勤学的故事》（福建人民1960年版）、《天才出于勤奋：革命领袖学习的故事》（贵州人民196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天津人民1979年版）等等。 与所有的传说一样，传着传着就有新的版本了。到1980年代，“右脚在地上拖几下”变成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语文基础知识复习与练习》，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个“深深的脚印”又在1988年进入了初中语文教材（《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初中语文第二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并通过教材深入人心，成为学生作文中的必备段子。一篇发表于2001年的名为《面对书海的浩瀚》的文章，可算运用此段子的典型： 1849年，一位流亡伦敦的德国人开始到这座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写作。他在这里读过的书多达1500余种，仅读书作的笔记和摘要，就有100多本。每当读到兴之所至时，他就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面上来回搓磨，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25年间他不仅用脚把座位下坚硬的地面磨出了两道深深的脚印，而且用手撰写出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短短三十几年间，传说就发生了变异：马克思原来是用右脚磨地，后来就变成用双脚磨地了；原来是因为读书读到兴致好时磨地，后来就变成因为寒冷了。用古史辨的思路，加上史源学的考证，基本可以证实的是，马克思即使真的在大英图书馆磨过脚，也只是单脚磨，并不是双脚。另外，磨脚不是因为寒冷，虽然因寒冷而磨脚确实能让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最原始的说法还是因为读书读到兴奋之处。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那个时代著作的学术水平之高，能让马克思频频磨脚，如果马克思在今天的图书馆读现在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估计只会以头抢地而不是以脚磨地了。 马克思读书所在的大英图书馆前身是鼎鼎大名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建于1857年，当时英国是当之无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大英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建筑史上的杰作，也是大英帝国蒸蒸日上的象征。讲这些是想说明，大英图书馆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水泥地板不会随随便便磨出看得见的脚印的。除非真如传闻所说，25年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磨，这样水滴石穿还有一点说服力。但有两个前提：一，每天磨多次；二、每次磨同一个地方。所谓每天磨多次，按照传说，马克思是读到兴奋之处才磨，一般不磨，这样的话其实每天磨不了几次。读书多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很难找出一本书处处是亮点，差不多读一个小时能找到一个已属不错了，何况经济学的著作重逻辑推演和算术（此处存疑，当时计量经济学应不是主流），又不是听郭德纲的相声，哪能动不动就读到兴奋呢。而所谓每次磨同一个地方，就意味着这25年写《资本论》期间，马克思坐且仅坐一个固定位置。但这似乎不太合常理。 马克思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不仅不合常理，也没有史料支撑。祝淳翔统计出不同时期的文献中记载马克思位置的信息： 1.右手最后一排第一张（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 2.D行第二号（苏蓝：《在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载《人民日报》1957 05 05）； 3.G 7，即入口处向右第五张（《马克思文献传记》，〔德〕克利姆著，李成毅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4.左侧第五排头两个（新华社记者：《上海杂技团在英国》，载《人民日报》1973 07 30）； 5.M4（Francis Watson： The year of the wombat： England， 1857， London： Gollancz 1974，P185）； 6.07（《马克思在伦敦》，〔英〕勃里格斯著，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此或即下文所说之15排7号，07和O7形近而讹）； 7.15排7号（陈特安、李云飞：《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载《人民日报》1986 06 11）； 8.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唐绍略：《这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英图书馆印象》，载《人民日报》1994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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