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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换言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 “大成至圣文宣王”,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康有为曾说: “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国魂”称号较之“素王”似乎更加崇高,并且难以超越。梁启超说: “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又说: “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这是说孔子是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空前绝后。康、梁是近代尊孔的先锋人物。宋明理学家也说过相近的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说孔子是宇宙间的太阳,没有他的降临,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 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 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大史学家司马迁评述说: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自帝王至学者,如果要探讨以六经为核心的知识学问,皆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标准。援此而论,司马迁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至圣了。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称霸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 “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宋代皇帝在历史上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朱熹说: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 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 “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第二种形象是“智者”。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如下: 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因此,“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具体语境缺乏鸢飞鱼跃活泼生动生命力的若干条孔子语录,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对孔子的评价自然不高。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对此谬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严加驳斥。第三种形象是“完人”。18世纪法国一批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基督是禁人行恶,孔子是劝人为善。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法郎士·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造者,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始祖”,又说他“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1758年,魁奈发表《经济表》一书,他的弟子声称: “有史以来只有三大发明,第一为信件之发明,第二为货币之发明,第三为前二者之结果的《经济表》之发明。”而《经济表》一书的结构模仿儒家《易经》六十四卦。因此,人称魁奈是“欧洲的孔子”。这一派对于孔子作了高度的评价: “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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