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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听到武汉肺炎的消息时,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在意,而且我不善于搜索信息,对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直到同事说阿里园区有一人确诊,全体员工被安排在家办公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当即我们也宣布假期之前的最后两天工作日改为在家办公。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像往常一样去给小朋友上课,因为临近春节,路上车里和行人已不见往日的拥堵。
在家办公,对我来说相当于提前放假。早上慢悠悠吃过早饭,就开始听着《圆桌派》画画。外面下着雨,淅沥沥的,觉得特别惬意。可是,一打开手机,就是关于武汉肺炎的消息,越了解越是心里不安,想起来买医用或者N95口罩的时候,早已经卖断货了。好在之前在京东买东西时,赠送了一袋一次性口罩。
03年的非典,我那时还小,并没有感受到恐慌,反而因为暑假延长而高兴地整天在小区里上蹿下跳。这次的疫情爆发,让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赶紧打电话给家里,千叮咛万嘱咐赶紧去买口罩,出门一定做好防护。爷爷开始还不相信,说是卖口罩的商家在散布谣言而已。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家里老人接触的资讯少,思想又固执,认为春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乡里乡亲相互拜年、串亲戚,自然是不肯接受疫情的事实。费了好长时间才勉强说通他出门把口罩戴上,幸运的是今年爷爷奶奶都到了广西山里的小姑家过年,疫情应该传播不到那边去。
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口罩,把自己捂的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镜片。公交车上空散散的,只有我一个乘客,中途上来一位外国背包客,他坐在我对面,没有戴口罩,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武汉肺炎的情况,想对他说句;“Peace be with you.”但终究是因为自己蹩脚的英语没有出声。他快下车的时候,把手机屏幕拿到我面前,上面写着:“你的眼睛真好。”虽然戴着口罩,惊喜的表情也遮掩不住,我估计他是想说我的眼睛好看吧,道了谢就bye bye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赞美,高兴得坐过了站。
火车上,大家都戴着口罩,很安静,几乎没有人说话。我躺在铺子上,一条一条看过去,心里越来越悲观、害怕。武汉已经封城,医院人满为患,物资也极具缺乏,感染者的数量成倍增长,这些消息,都让我辗转难眠。视线扫过车厢内带着口罩的乘客,眼泪竟然涌上来。那种渺小和悲戚感是如此的强烈,恐慌和害怕潜伏在心底,像是跳入腹中的青蛙,一直呱呱叫着。
第二天醒来(其实一夜都不曾睡着)。饿的厉害,经历过多次强烈的斗争后,饥饿战胜了理智,趁着其他人还未起床,我把口罩摘下来,吃干粮。摘下口罩,耳朵被勒得生疼的印子舒服多了。急匆匆咽下干粮,就赶紧重新戴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有些疼,眼睛发涩发热,困得厉害,浑身没劲儿,担心的不得了,越琢磨越像是被传染上了,心慌的砰砰直跳。躺在床上,让自己冷静下来,抱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是一晚上没睡才这样的,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再次醒来,的确好多了,摸自己的额头并没有发热现象,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到家是下午2点左右,村子里的人们还都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烤火。我把帽檐拉低,匆匆走过去,到家后,脱下口罩深呼吸,那种久违的新鲜气息很快就驱走了头脑发胀的混沌。
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几乎所有房间的灯都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冒星星,我们索性就点上蜡烛,就着微弱的烛光吃完新年的年夜饭。因为今年开始禁放烟花爆竹,外面显得格外安静,天也阴沉沉的,没有星星和月亮,仿佛这一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大年初一,仍有乡亲来家里拜年,戴着口罩接待显得尴尬不尊重,只好把口罩摘掉,勉强寒暄几句。我是不敢让爸妈出去了,劝了几遍,妈妈终于妥协下来。
晚上,等小静他们从大姑家回来,我们开始准备烧烤。天色很快就黑下来,院子里的灯也坏了,我们就这样黑灯瞎火地烤着牛肉、玉米、蘑菇和馒头。第一次上手烧烤,一个个都手忙脚乱,不是忘了涂抹油料,就是烧烤料子被打翻,又因为看不见,也不知道肉有没有烤熟,闻到烧焦的味道才想起来翻个面。拿起一串烤的黑不溜秋的牛肉,咬一口,里面还是生的。烧烤架像是战争过后的残垣断壁,一片狼藉,不过也是闹哄哄的,喜气洋洋,后来逐渐摸到些门路,也就将就地吃起来,最好吃的还是馍片,焦黄焦黄的壳,咬上一口酥脆。炭火烧完,剩下的食材,明天就一锅炖吧。
初二那天,形式已然更加严峻,乡村也开始进入戒严状态,大姑家的村庄已经开始封路,她冒着风险把礼品送过来,屁股没占板凳就走了,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跟她讲。
没想到一夜之间,就人心惶惶,所有人都紧绷神经,自觉隔离在家。
也就是那天,接到所有公交车、客车停运的消息,也有大量城市封锁的谣言出现。·我担心初四无法赶回杭州,联系了好多司机都不敢接单,自家又没车可以送我到郑州车站。虽然知道在家呆着是最安全的,可是我没有带换洗衣物和绘画工具,家里又冷,无法洗澡,也有必须要处理的工作,心里着急地要哭。
爸爸戴上口罩去有车的人家询问是否可以捎上一程,也都被婉拒。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敢轻易出门,说是郑州已经封城,不能进出。就在准备接受无法回杭的事实时,给雅敏打了一通电话,得知扶沟县已经通了高铁,当即换了和她相同的班车,相约初四那天一起出发。
下午3点左右,大姨说他们村准备下午4点钟封路,妈妈担心我们村也封,就赶紧收拾东西,把所有吃的打包,让爸骑着三轮摩托车带着全家进城。那天,一直阴雨绵绵,坐在四面敞开的三轮车上,裹着被子,也觉得背脊发凉。爸爸一定更冷吧,连个耳暖都没戴。半途中,我把自己的帽子套在他头上,自己把脖子往棉袄帽子里缩了又缩。
晚上5点半到了城里的出租屋。屋子很小,两张床,我、妈妈和小静挤一张稍大的床,爸爸和弟弟睡在旁边稍小的床上。空调开足,我们窝在床上取暖。妈妈在厨房忙活儿,天全黑的时候,我们一家蹲坐在饭桌边喝冒着热气的米汤,就着白馒头吃可口的菜,又温馨又心酸。
如果爷爷奶奶也在场就好了。
国务院通知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2号。雅敏就先不走了。那天晚上,宁博跟我说县城华夏中学,也就是我妹妹上学的地方,发现了5个病例,是一家子,儿子在武汉上大学回来,一家人都感染了。我们紧张地出租屋大门都不敢出,好在房间出来是个大阳台,朝南,可以在阳台晒活动活动。
初四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去扶沟高铁站的距离差不多50公里,因为不清楚路况,就早点出发。路上车辆屈指可数,商店都闭门谢客,所有的安静都和记忆中的太康县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原来那喧闹和轰鸣的县城变得如此安静,甚至是荒凉,都不愿承认这是我记忆中的太康。
太阳晴的特别好,大地上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路边的麦苗还在快快活活地绿着,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冷冽的空气,可劲儿地生长。然而那通向乡村的道路,被土堆封锁,像是一个个的坟头,让人悲从中来。
三个多小时后,就到了车站,一路很顺利,没有交警查车,也并没有封路。爸走后,我推着一行李箱的食物进到车站,人很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还有4个小时的候车时间,幸亏带了一本书,可以打发时间。
候车室里很暖和,透过玻璃窗看广场上大块大块的光影,真想摘下这该死的口罩,跑出去吆喝几声。我望着戴着口罩的人群,又想哭了,在这一刻,人显得如此渺小,不堪一击。对于生命的可贵,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一种新的体验和认知。在灾难面前,我的害怕和担忧,诚实地暴露了我的贪生怕死以及我对于健康地活着的努力和挣扎。那些曾有过的轻声念头在疫情面前土崩瓦解。我知道,我是那么地害怕死亡、渴望活着。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觉得头疼,鼻息发热,喝了一包板蓝根,坐在椅子上不敢走动,全神贯注地感觉着身体的每一点波动,和武汉肺炎的症状一一比对,怀着侥幸的心情,告诉自己,头疼肯定是因为是在吹风口睡着了,没有发热,也不咳嗽,呼吸也顺畅,不是什么大问题。
高铁开动后,我几乎是把自己整个裹在大衣里,整张脸都被盖住,这使我呼吸稍显困难,但也不敢掀开帽檐。太阳穴越来越痛,胃从开始的饥饿变得难受,四肢也随着胃的抽搐变得困乏。闭着眼,数着秒针,觉得时间无限漫长。
晚上的杭州,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摘下口罩,贪婪地呼吸着尚且夹杂着尾气的空气,一步一步走着。胃不再难受,头疼也减轻了,我的担心散开去。想着,人还能够自由自在呼吸,就已是值得感恩的事了,为什么还会滋生出那么多欲望和罪恶呢?为什么要违背自然的规律去吞食野味呢?我们给予自然多少伤害,自然都会以更可怕的方式对我们进行反噬。
第二天醒来,是个好天气,阳光明媚,风猎猎作响。休息了一晚后,身体轻盈好多,我在小小的房间里自由自在地走动、呼吸,在窗前画画、吃饭。可是我想要时间快快走,想要生活快点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去晒太阳,可以不用担心家人是否缺食断粮,可以按时上下班并期待着周末的时光。希望这一天可以早早来到。
祝愿,所有人都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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