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133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3 分钟。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顺便说明，我不是说，社会研究者的隐喻和小说家、剧作家的隐喻是以同样方式创作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科学和历史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当然，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但是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近代的历史学家更是如此。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又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如果我们所感兴趣的事件对我们又有特殊意义的话，就更值得这么做了。
比如，塞万提斯 [24] 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
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
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
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
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
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 [25] 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
B. F.斯金纳 [26] 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请想想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埃里克·埃里克森 [27] 、阿尔弗雷德·金赛、索尔斯坦·凡勃伦 [28] 、刘易斯·芒福德、B. F. 斯金纳、卡尔·罗杰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芭芭拉·塔奇曼 [29] ，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科尔斯 [30] ，甚至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人的观念、关于我们国家的观念多半来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大大超过了最知名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因此，小说往往更加有趣。我们都是经由感官与想像来体验事情。
我们都是运用判断与推论，也就是理智，才能理解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时用不上想像力，或我们的感官经验完全独立于理性的洞察与反应之外。关键在强调哪一方面的问题而已。
小说主要是运用想像力。这也是为什么称之为想像文学的原因，这与理性的科学或哲学相反。
奥斯卡·王尔德 [31] 、伊夫林·沃 [32] 向我们展示慵懒、炫耀的富人；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则论证有闲阶级的诞生。巴德·舒尔伯格 [33] 用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来展示自恋的人物；相反，克里斯托夫·拉什 [34] 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自恋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不同人讲述的故事是有差别的；大多数时候，小说家讲的故事读起来更有趣。然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至少有同样的吸引力，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更加可信的。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经典故事原型的永恒和讲述方式”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