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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适用中，要准确把握妨害公务罪的对象。”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负责人指出，对于居（村）委会、社区为落实政府要求，“再委托”小区物业、志愿者等自行实施防控措施的，对相关人员则不宜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
与此同时，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才构成妨害公务罪。前述负责人强调，实践中，极个别地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法律依据不足，有关人员甚至过度执行的，则不应认定为是“依法执行职务”。
澎湃新闻注意到，2月6日，“两高两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简称《“两高两部”意见》）。这一意见明确，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包括“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妨害公务罪。
司法适用中，要准确把握妨害公务罪的对象，特别是对“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要作妥当把握。
前述负责人说，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组织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其行使的疫情防控职权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委托，且系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广泛性，对于此处的“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不宜作机械理解，而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把握。
澎湃新闻注意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等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从实践看，相关措施不可能完全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去落实。”前述负责人说，各级政府依法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后，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按照要求落实防控措施的，尽管并非基于政府的书面或者口头“委托”，但也应当认为是“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对象。
不过，实践中需要注意“再委托”的情形。前述负责人认为，对于委托授权的把握不宜再扩大范围。比如，对于居（村）委会、社区为落实政府要求，“再委托”小区物业、志愿者等自行实施防控措施的，对相关人员则不宜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如果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相关人员实施防控措施，符合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此外，根据刑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才构成妨害公务罪。前述负责人表示，实践中，极个别地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法律依据不足，措施本身不当，有关人员又简单甚至过度执行的，则不应认定为是“依法执行职务”。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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