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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叙事谋略,是以叙事结构呼应“天人之道”,这是它们玄奥的哲理意味所在。考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离不开对其主旨的探求。胡适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如果依胡适所言,小说“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只是信手写来,则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精妙的结构布局。仅就此而言,胡适的眼光并不比清代批评家高明。清人张书绅在其《新说西游记总批》中认为：《西游记》,却从东胜写起,唐僧又在中华,其相隔不知几万千也,如何会合得来?看他一层一层,有经有纬,有理有法,贯串极其神妙,方知第一回落笔之际,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非是作了一段,又去想出一段也。全书以《大学》为分段标准,似有生搬硬套之嫌,但其“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的论断却自有可取之处。本文在考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时,将以“心性修养”为其主旨。《西游记》前11回,既有以人物传记为主的链状结构,如孙悟空、唐僧等人的身世经历,为后来的取经之旅作人物交代;同时,它也是以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与唐僧的西天取经为重点的双峰并峙结构。在前11回,我们看不出这双峰孰高孰低,它们共同的走向是西天取经之路。后89回,《西游记》同《水浒传》结构颇为相似,都是以某一终极目的为指归的单线结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难接着一难,最终到达灵山,取得真经。在考察西天取经的数十个历险故事时,我们会很惊异地发现,这些故事的叙事结构竟是如此相似。如同西方游记所固有的模式一样,历险故事往往被安排成遇险—— 排难——再遇险——再排难的结构。前一险与后一险之间,往往有一段相似的关于季节变化更替的语句,如第64回开首:“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长岭,岭顶上是路。”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章回之间衔接的模本,即先是对上回遇险的总结,然后插入季节性叙事,随后再遇到新的磨难,而磨难的征兆是突然横亘在取经人面前的一座高山或一条大河。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使叙事节奏加快,增强小说内在的吸引力,其二是添加悬念,再一次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由于《西游记》作为游记小说的特点,人物的流动性决定了它主要是采取链状的直线叙事。如何才能很好地将情节与结构共构起来呢?小说主要采用了环状叙事、伏笔、对称叙事等情节处理方式。首先,在直线叙事中增加环状叙事。具体做法是,在长度为两到三回的情节之前常冠以一回主题上有关联而结构上却相对独立的章节。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在第53 回到第55回。这三回事实上叙述了三个故事:一是唐僧师徒误饮子母河水而怀孕,二是西梁国女王要招唐僧为夫,三是毒敌山的蝎子精强逼唐僧成亲。三个故事独立成章,构成取经路上的三难,但情节上互为因果,结构上可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安排明显地受到宋元话本小说的影响。纵观《西游记》所叙述的41个故事,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分成十几个由若干个小故事连缀起来的故事群。另外的例子如唐僧在第13回、第14回接连几次遇险,而从第27回到第31回,小说更是花5回的篇幅将“尸魔三戏唐三藏”、“黑松林三藏逢魔”、“猪八戒智激美猴王”等几个故事串联在一起,因为白骨精三骗唐三藏,致使孙悟空被驱逐;而由于没有孙悟空的保护,造成唐僧在黑松林被妖怪掳走;为救唐僧,自然便引出猪八戒智激美猴王。情节之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其次是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见的伏笔手法。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曾说:“《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金圣叹则谓之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此种伏笔,一方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前后呼应,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使情节紧密贯穿在以主旨为统领的叙事结构中。如《西游记》中作为取经人对立面的妖怪,大多便是天上神仙菩萨的坐骑或宠物,他们往往在故事的结尾被他们的主人收到天庭,如此,便加深了我们从孙悟空大闹天宫中所获得的关于天上神仙的印象。另外,在妖精中存在的某种亲戚关系也唤醒我们对过往情节的记忆。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于牛魔王家族。牛魔王五百年前曾和孙悟空结拜为兄弟,其后他的儿子红孩儿在小说第40至42回与唐僧师徒为难,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又于小说第59回至61回将取经队伍阻隔在火焰山,而第60回牛魔王赴碧波潭九头虫的宴会,更直接暗示了第61回的祭赛国金光寺的宝珠被盗。同时,在某一单元故事情节内,伏笔依然发挥出很大的逻辑推进作用,如“智激美猴王”一节。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猪八戒智激美猴王这一细节,认为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猪八戒聪明机智的一面。殊不知,在这一细节之前,猪八戒可谓深思熟虑,步步为营,为后来请回孙悟空埋下多处伏笔。其一,猪八戒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貌和体形来做文章。八戒拿自己的丑态来开涮,并大大夸张之。当悟空故意问他是那里来的“夷人”时,八戒低着头道:“不敢,承问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就着悟空的话头,特意制造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悟空笑道:“抬起头来我看。”于是八戒再次夸张地把嘴往上一伸:“你看么!你认不得我,好道认得嘴耶!”这样一幅滑稽相,终于让悟空也忍不住笑了。如此一来,气氛缓和了,下面的话也就好说了。其二,八戒善于察颜观色,见机行事。他极力渲染沙僧、白龙马和妖精的厮杀,其目的在于:作徒弟的,就应该为师父排忧解难,同时也暗示悟空应该担起拯救师父的重任。他甚至搬出了观音菩萨,因为菩萨一直是悟空最敬重的人之一。果然,行者见说起菩萨,便有了三分儿转意,要求八戒原原本本地将唐僧遭难的经过复述一遍。其三,八戒充分地掌握了悟空的喜好和弱点。他知道悟空好奉承,便处处投其所好,“师父在马上正行,叫声‘徒弟’,我不曾听见,沙僧又推耳聋;师父就想起你来,说我们不济,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常时声叫声应,问一答十。”一席话说得悟空心花怒放。悟空请他参观花果山,他奉承道:“哥啊,好去处!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让悟空心里很受用。他还借白龙马的话来奉承行者:“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另外,他也充分地利用了悟空争强好胜的弱点。当悟空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趁机激将道:“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并绘声绘色地杜撰妖精的言词:“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终于说动悟空去救师父。再次,小说中多少体现了结构上的对称叙事。《西游记》100回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以第49回取经队伍渡通天河为界。譬如,同是取经人的法宝被盗, 第16回上演了一出唐僧袈裟被盗的好戏,而同其对称的第89回再次发生法宝被盗的事件,不过这次被盗的却是孙悟空等人手中的兵器;又譬如小说中两次明显的 “放心猿”情节,便有意安排在与49回大致对称的第14回和第72回,前者讲述的是诛杀“六贼”,后者则教导我们如何才能逃脱“七情”。“七情”和“六欲 ”,都是指代人类的情感和欲望,而这正是“心性修养”的大敌,联系到第19回乌巢禅师传授的《多心经》,我们可以发现,将这两处颇能表现小说主旨的情节安排在全书的三分之一处,更能揭橥作者小说结构安排上的用意。同样的对称结构可以在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找到线索。第58回讲真假孙悟空的“二心竞斗”，是小说情节结构的一个大分水岭。58回前的很多故事，如“四圣试禅心”、“五庄观行者窃人参”、“尸魔三戏唐三藏”、“法性西来逢女国”等，唐僧师徒所遇的灾难，大多是因为取经队伍不团结。而 58回以后，内部矛盾减少，外在的压力与困难增多，明显的例子有“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妖邪假设小雷音，四众皆遭大厄难”、“行者假名降怪狄，观音现像伏妖王”等等。在对这些故事的原委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基本可以判定，58回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前者灾难的根源在于自身的不坚定，而后者灾难的根源主要来自外界。《西游记》的对称结构中还包括对时间节令的处理。小说第14回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第19回黄风岭唐僧有难是“夏景炎天”,而第23回“四圣试禅心 ”则正值金秋时节。这一系列情节安排正好在一个四季的轮回内。很显然,季节的冷热意义与情节发展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暗示出取经之路的极度艰难,而猪八戒出现在融融的春季,正表明其内心蕴蓄着浓浓情欲。“四圣试禅心”发生在取经队伍正式组建之后,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四圣试禅心”正好考验师徒四人心性是否成熟。再看第53回至第59回。第53回唐僧师徒路经西梁女国正值“早春天气”,第56回“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发生在初夏,第 59回“三调芭蕉扇”则选择在“三秋霜景”。综合考察这些季节安排,我们发现,小说中关于情欲方面的情节大多安排在春季。而“放逐心猿”往往会出现在夏天,因为夏天的“心”更容易燥热难耐。至于秋季,则通常让取经队伍陷入更大的灾难。取经路上困难重重,取经队伍碰到过三次重大的劫难,它们分别是通天河、火焰山、狮驼岭,而毫无例外的是,它们均发生在秋天。这当然不能用巧合来搪塞,当“秋”与大的灾难相对应时,它便获得了代表魔力广大的象征意义。对《西游记》的对称叙事结构进行分析,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数字程序在小说结构性叙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中国语言文化的传统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数字具有指向宇宙玄机的神秘感。本文主要就小说中常见的几个数字如五百、三、九等进行考察。首先是“五百”这个数字。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五百年后才随唐僧去西天取经。关于“五百年”这一说法多年来众说纷纭,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它影射了王莽的篡汉,因为从唐初向前追溯五百年,恰好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但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五百年”在此更多地代表时间的漫长与遥远,因为相对于普通人几十年的寿命来说,五百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时间概念。再看“三”与“九”这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都代表数量的多,“三”代表的是最小的多数,“九”代表的是最大的多数。小说中的“三”大多与灾难有关。第37 回,乌鸡国国王被妖道推入井中蒙冤三年;第69回,朱紫国的金圣宫娘娘被妖精掳走三年;第78回,比丘国国王卧病在床三年;第87回,凤仙郡大旱也是三年。而事情的原委是,乌鸡国国王因得罪了文殊菩萨变化的凡僧而受罪,朱紫国国王遭殃是因为曾射伤了孔雀大明王菩萨的儿子,比丘国国王病入膏肓是由于佞幸了妖道进贡的狐狸精。这里,故事的主人公大多因先前犯下的罪愆而得到惩罚。惩罚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天的菩萨或者自作自受,但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时间不宜过长。这样,“三年”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单位获得了最佳的表达效果。“九”的意义则复杂些。西天取经,经历十四遍寒暑九九八十一难后终成正果,作者甚至把完成取经任务的“九九功完”恰好安排在第99回,从而,“九”在小说的整体结构框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联系到小说的主旨,我们大致可以确认它具有两层涵义:其一,“九”是最大的多数,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以“九九 ”喻称取经之路的艰难;其二,《易经》里有“九九归一”的说法,简单的解释是事物的任何变化最终要回归本原。尽管取经之路充满艰难险阻,但唐僧师徒最终圆满地完成任务,取得真经。而从“心性修养”这一主题层面可以理解为,“心性修养”过程虽然曲折艰辛,但只要坚持不懈,个人的“心性修养”便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或许,这才是“九”这一数字图案在小说中的真谛所在。在考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作用。一般说来,叙事文本中必须确立一个主要人物,因为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他辐射展开,其他人物都只是主要人物活动网络中的一个接点。但对《西游记》来说,此一操作方式并不适用。因为我们不能确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孙悟空还是唐僧。事实上,这两个人物都应该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人物故事传统。孙悟空是天地孕育的精华,他的大闹天宫更多地表达了人类追求自由、超越时空的向往,而唐僧,则是为普渡众生而历经艰险到西天取得真经,暗示将放纵的心收回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这两个故事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 共同构成小说叙事意义的双峰并峙结构。在《西游记》中,这种共构清晰地表现在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以及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关系上。分析这两对关系,对揭橥小说的结构安排与情节演绎的轨迹大有裨益。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是小说人物结构中的主要关系。这不仅在于他们是师徒,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取经大事都围绕他们来展开,他们在小说中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对待“杀生”上。在唐僧看来,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而孙悟空坚持认为,不管是妖魔还是人畜,只要他做了坏事,都要给以惩戒,对于妖魔,更是要除恶务尽。站在各自的立场,他们的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接踵而来,该不该打杀坏人呢?唐僧与孙悟空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几乎贯穿于整个取经之旅。西行路上的各路妖精,也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冲突而一次又一次地将取经队伍推入劫难。在此,信念冲突在小说情节结构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信念调和的作用。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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