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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先生被刺杀之后，惠特曼写了那首名诗——《船长，我的船长》。以中国人的视角，乍看之下，颇不合理：总统级别这么高的干部，与一个船老大相提并论，很是不敬。但了解一点儿航海史的人便明白，这是 ... 海盗，二怕风浪，三怕迷失方向。最后这一点，尤其可怖。有人问了：看方向有何难？昼看太阳，夜看北极星，不就好了？可是海上时常多云，一旦黑云遮天，那便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太阳只方便人类看清东西方向，具体方位很难辨别。像在北欧，因为海水浅，所以在11世纪前后，很流行靠测水深来确定船的方位。比如船长亲自监督，将一个铅锤拴了绳子，沉进水里，看着绳子的长度默默算着，一旦绳子到了一定长度，那水深就够了，船长一拍手：“好，我们已经出了波罗的海了！”当然，听着让人多少有些蒙。 所以李约瑟先生的话是对的，指南针的确改变了欧洲。指南针刚流行到地中海区域时，没有公开，而成了船长们的私藏之宝。欧洲人在那时还无法解释指南针为何能指南，总觉得这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勾结在一起制造的巫术，基督徒水手对此尤其敬畏，生怕指南针把他们引到异教徒或魔鬼那里去。船长们把指南针藏在船长室，鬼鬼祟祟测得了方向，再出去正经八百地指挥转舵，一副“听大哥我的没错”的样子，水手们不知底细，以为船长能夜观天象，纷纷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中世纪晚期，还有一种开船法：先把船移到一个可靠的纬度——因为那会儿测定纬度比较容易，然后一股劲儿地往西或往东航行。这法子的好处是简单，认准东西向，跟着日出日落即可，坏处是一旦认错了纬度，立刻完蛋。哥伦布当时西行，就是把船向南行驶，走到了一个纬度，自觉“老子要去的印度，就是在这个纬度了吧”，于是转舵向西，一门心思航行，结果就走到了美洲。只怪那时的经纬仪不精准，又没有世界地图，真是盲人摸象，走到哪儿算哪儿。哥伦布甚至还用了一个极笨的法子来测方位：让水手们尝船舷旁的水。咸的？好，我们在海上；淡的？嗯，说明这一带已经是河水了，快要接近陆地了！ 所以说，好的船长绝不能是老好人，得有心计、有办法，鼓励、哄骗、威胁、利诱、勇敢、残忍必须一应俱全。老于航海的船长，一般人都会觉得畏惧。哥伦布被同时代的人当作大骗子，意大利人称呼爱说大话的人是“马可·波罗”，都是这个原因。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德雷克，就是一代枭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想对西班牙无敌舰队动手，本来想让德雷克做当家的，可一转念还是让他做了副手——因为属下都说，这厮桀骜不驯，当不了海军的脸面。果然，英国人大战无敌舰队时闹了个大笑话：头一天海战完了，德雷克听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支队老大佩德罗的船上珍宝无数，就熄了灯，单枪匹马开船过去，把佩德罗的主舰劫持了。他对佩德罗极尽礼貌，请他同桌用膳，请他住在自己的舱里，当然，还得请佩德罗交出那些珠宝。打仗期间，私自出马去绑票对手，简直不成体统，而且他还不肯分赃。英国海军将领弗罗比舍说：“他不想让我们染指这1。5万杜卡……可是我们见者有份！”后来德雷克的申辩理由是，并非他想去抢这船，而是“身为一个船长，我不能抵抗水手们的积极要求”——意思是，贪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那些水手。所以后来人们所说的大英帝国的殖民掠夺者本性，从他们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身上，全体现出来了。 最后一个细节。 海盗船船长大多戴着眼罩，仿佛人人都是独眼龙。老笑话说，这是因为海盗船船长断了手戴了铁钩，某日有海鸟在他眼睛上拉屎，于是抬手想擦，忘了铁钩的锐利，结果钩瞎了自己的眼睛。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船长都戴眼罩。因为水手们各就各岗，船长们却得时常在甲板和船舱两头跑，强光和幽暗交替，为了让自己一下底舱就适应黑暗，便得这么戴眼罩：在甲板上，用一只眼睛看亮光；下了舱，一摘眼罩，那只被遮惯的眼睛便能立刻适应黑暗。当然久而久之，船长和瞭望员的眼睛多少还是会出问题，但比起大家想象中的独眼龙，还是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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