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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过一个很出名的大议礼事件。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只好让他堂弟朱厚熜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按照礼法，嘉靖该尊奉正统，以明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但是嘉靖不肯照办，非要尊生父为皇考，说这叫“继统不继嗣”。大臣们坚决不让步，整个朝廷为此斗争了好几年。对峙最激烈时，一次就有16位官员被廷仗而死，一度闹到政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挺莫名其妙的。这事有这么重要么？为这事让人打死了，多冤啊。可当时的文化人绝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好坏忠奸。我们看到他们的慷慨激昂，但他们的兴奋点我们完全get不到。
古人的“正统之辩”也是如此。无数文化人都热心争论过这个话题。一个王朝是正统、闰统，还是伪统，几乎人人都有高见。辩论不过瘾，还写书。不少文人觉得前人的史书写得不好，自己推翻重写。他们觉得不好，往往不是因为觉得这些书事实不准确，或者文字不优美，而是觉得它们对正统闰统把握得不好，“体例乖谬”，该写本纪的写了载记，该写载记的写了本纪，政治不正确。朱熹就写过一部流传极广的《通鉴纲目》，而他的写作动机就是对司马光不满，不把蜀汉当正统，反把曹魏当了正统，“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看我给你写个政治正确版。
在现代人看来，这差不多是个伪问题。梁启超就觉得“正统之辩”无聊透顶，“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把那些热衷于正统、闰统之辩的古代知识分子，一棍子都打成了“陋儒”。现代读者多半会觉得梁启超说得有道理。自古帝王只有成王败寇，哪有正统伪统？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古人想一想，就会觉得情形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身处已了之局，回头看帝王时代的正统闰统，自然会有一种荒谬感。但对于局中之人，如果否认了这种区别，又叫他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黄宗羲在《原君》里，痛斥三代以下的君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说得非常痛快淋漓。有时我不免有点奇怪，黄宗羲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也符合人类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上千年来就少有人这么说？当然，也许是怕皇帝杀头。但仔细想来，也不尽然。人们需要给自己的世界寻找一种意义，让它区别于完全的荒蛮。如果我真的觉得帝王无非巨盗，正统闰统无非谎言，而我又根本没能力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世界的意义何在，文明的意义又何在呢？世界需要一种秩序，如果现实世界没有这个秩序，我们也要在想象中构建出来。这不是一种幻觉，它也确实减少了世界的暴力和无序。
《人类简史》里有个说法，国家、宗教，乃至信贷货币、股份公司，本质上都是虚构的故事。这种故事被大家接受，也就成了现实。如果此说正确，那正统闰统、继统继嗣也是一种大故事。古人如此执着，就因为他们要坚持这个故事的有效性。如果嘉靖不称父亲为皇叔，如果蜀汉和曹魏都可以是正统，这个故事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漏洞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文明观念的崩塌。所以那些读书人才会不惜以死抗争。而我们之所以不在乎，无非是因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另外版本的故事。
说完古人的“政治正确”，我想对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也说两句。“政治正确”这东西有时确实荒唐，你一句少数族裔的坏话都不说，大街上还是有少数族裔在抢劫偷盗。你把illegal immigrants改称为undocumented immigrants，他们也还是非法移民。你什么宗教都不冒犯，惟独开基督教的玩笑，那也无非说明你搞双重标准。但是，这些“政治正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恐惧，那是文明对野蛮的恐惧。他们恐惧女性被深深压制的时代，恐惧黑人只能坐在车厢后部的时代，恐惧专家们用颅相学证明白人天然优越的时代。文明本身是一个大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崩塌了却没有另一个更好的故事来取代它，文明就会随之崩塌。
西方之所以对“政治正确”如此执着，往往是因为担心这个故事还不够强大，不够深入人心，还必须被精心呵护。这种执着太过执拗，就会变得僵化或流于荒唐，更会激发人心的反弹。但它背后有其文明的逻辑。我们可以讽刺它，嘲笑它，修正它，但不能说它毫无意义。而那些没沾染上一点“政治正确”的人，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的心灵强大到不惧任何野蛮，一种是他们的心灵卑陋到不知何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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