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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需要对历史进行的改写和编织。在农业合作化那条“金光大道”及其最终成果“人民公社”已被前进的历史抛弃几十年之后，在中国农民已在小岗村的带领下重新做出选择之后，难道还要中国作家按照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像赵树理、柳青、浩然一样去讲述那种“假大空”的“中国故事”？
二
不论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只要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全都是死心烂肺瞎眼睛；明明是白的东西，他偏听偏信说成是黑的，明明是好的，他偏看成坏的，明明是此路不通的泥沟，他偏当成是溜光的大道。党一整风，那些牛鬼蛇神全都还阳了，想钻空子放毒水；这也不好了，那也搞糟了，什么好呢？资本主义好。
《艳阳天》里王来泉的这段话可谓“振聋发聩”，一下揭开了斗争的“根本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任意地把这段话放到《创业史》 《三里湾》等一系列作品中而不会感到突兀、感到不融洽。那么在《艳阳天》里，这段话从何而来？这是王来泉北京送谷时参加了某大学辩论会后的体会。其中的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坏教授在学校里散布说农业社搞糟了，农民要饿死了”，跟去的车把式直接抓住支持教授的学生：“你是地主马小辫的儿子！我们一家人给你家当了三辈子牛马，我穷、我苦，是你爸爸剥削的！闹了半天，骂农业社、骂社会主义的是你们这号人呀！”农业社搞没搞坏，粮食够不够吃，在辩论中变成了“骂”以及“谁骂”的问题，相比粮食来说，阶级、路线更受关注，更是战无不胜的有力武器。东山坞农业社在土地分红、粮食分配上发生了分歧，有人叫喊家里缺粮，要求土地分红、少卖统销粮，却背地里把粮食卖给粮贩子，有人真正没粮，却还勒紧腰带完成统销任务。但是，矛盾的产生是不是真的集中在粮食问题上？马大炮、弯弯绕等人要土地分红、多分粮食，背后是混入党内并与地主、富农、国民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党内异己分子马之悦；落后农民要求多留口粮，背后也必定有敌对势力的鼓动者；甚至整个分粮事件都与城市正在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相关联。
事实上，整部小说都在使用着这种替换矛盾冲突的讲述方法。“这会儿闹粮食全是假的，安心要跟政府作对，要往干部眼里揉沙子，要给农业社身上擦黑蹭屎。”当我们的目光随着浩然的引领集中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上时，另外一个问题是不能被忽视的——到底缺不缺粮？萧长春说：“合作化才几年，去年我们又是大灾年，几乎没有收成，有的人家肯定真缺少粮食吃。”那么有多少人缺粮？萧长春等人决定摸查缺粮户。小说用了很大一部分来证明缺粮户不缺粮——焦二菊质问焦庆媳妇：“你还有贫农味儿吗？贫农还能到处喊叫缺粮呀？”马老四即便早已断粮端着野菜，也还是郑重地说：“长春，你答应我一句话，一定答应，不答应，我要记恨你一辈子……你不能把我报成是缺粮户，我不能吃政府的救济；我们是农业社，专门生产粮食的，不支援国家，反倒伸手跟国家要粮食，我愧的慌。你对别人就说，马老四不缺吃的，不管吃什么，都是香香的，甜甜的，浑身是劲地给咱们社会主义效力哪！”马翠清去调查缺粮户，保管员家的骂了她一顿：“谁讲我缺粮谁烂舌头！”孙桂英则是“冲着萧支书，我再也不喊没吃了”。缺粮与否在浩然的讲述中不再是生计问题，而成了立场问题、阶级问题、路线问题。根据这样的叙事思路与叙事逻辑，小说从讲述方法上消解了农民因统购统销粮食紧缺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效地化解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现实生计之间的矛盾，从而以高亢的、不容置疑的声音宣告了农业合作化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种讲述方式不但使小说冲开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最终走向欢天喜地的庆丰收、交公粮，解决了互助合作运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物质利益的尴尬，而且使面临现实生计问题的农民，面对粮食短缺、面对饥饿，反而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对立中产生了“正义” “崇高” “大义凛然”的政治幻想。
在《创业史》的丰产增收问题上，故事的讲述同样让两种矛盾进行着替换。
梁生宝为蛤蟆滩买回了新的高产稻种“百日黄”。小说写得清清楚楚：“庄稼人尽管有前进和落后、聪明和鲁笨、诚实和奸猾之分，但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是他们的共同点。”代表党的声音的杨书记同样也持这样的观点：“大部分庄稼人要看事实哩”，“这个和土改不同，你说得天花乱坠，他要看是不是多打粮食，是不是增加收入。”与此对应，那些积极参与互助合作的贫雇农又是怀抱着怎样的理想呢：“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几亩土地，满足于半饥半饱，满足于十年穿一件棉袄，满足于肩膀被扁担压肿！”贫雇农之所以加入互助组，主要是因为一种目标性的契合，这一行为向我们展示出的矛盾是互助合作能否满足贫雇农生计需求的问题。
但是，梁生宝反驳继父个人发家致富的论断又让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契合”产生怀疑：
怪得很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儿把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儿做活。爹，你说：人一不爱劳动，还有好思想吗？成天光想着对旁人不利，对自个有利的事情！
由此看来，互助合作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多打粮食，增加收入”，而有着更深层的诉求，它更多地指向所谓消灭剥削。关于如何消灭剥削，小说中“消灭私有制”的说法显得过于形而上，而具体的细节却透露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面对土改法的失效，贫雇农开始发愁：“眼看着失掉了对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控制，要是没什么新的国法治他们”，“几年工夫，贫雇农翻身户十有九家要倒回到土改以前的穷光景去”，而等互助合作的根“扎稳”，富农和富裕中农就“张狂不起来了”。所以，购买优良稻种和丰产增收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解决贫雇农生计问题，在《创业史》的讲述中，它更多地指向对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压制，正如郭世富去郭县买回“百日黄”稻种，被坚决地看成“和互助组比赛，企图降低互助组的影响”的“阴毒”的行为。
为了进一步实现对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控制，新的耕作技术不能向富农和富裕中农推广。新来的技术员在讲解增产的“扁蒲秧”培育方法时，欢喜提醒道，“那说话的是富农，听话的是富裕中农”，俩人是“互助组的敌人”。但是，姚士杰、郭世富等人是不是小说之前所说的“庄稼人”？小说有不少关于二人的描述。姚士杰本身是个好劳力，“眨眼工夫，在后园里整出了种茄子和种辣椒的地，用小锄给韭菜松了土，给两架大葡萄浇了水”，他“起早贪黑，经营牲口”，小心翼翼积攒家业，就算院里有一根柴枝，也要捡起来送到伙房，“为家业和庄稼，熬成什么样子”。郭世富本是一个普通的佃户，“破命地干活，连剃头的工夫也没”，“毛茸茸的头发里夹杂着柴枝，两手虎口裂缝里渗出血来”，几年过去才发了家。相比小说里那些贫雇农，姚士杰、郭世富更像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小说在不同的场景描写了他们是怎样的劳作能手，又是如何地精打细算，怎样地吃苦耐劳，甚至可以说是蛤蟆滩最出色的“庄稼人”。那么，学习新技术，引入高产稻种可以说完全符合两人身份和生活目标的设定，他们更注重自己的现实收益，更在乎而且更能够“多打粮食，增加收入”，甚至以此为天性。但是，在新技术推广中技术员韩培生直言“互助组要用集体的力量压倒富裕中农”，又有组织上“要克服单纯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偏向，要帮助做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工作”的指示，彻底把这些“庄稼人”以“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身份排除在外。他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企图降低互助组影响”，这样的矛盾只有被替换到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思维里才勉强解释得通。最后，梁生宝有句话掷地有声：“互相帮助，甭互相妨碍”。然而在梁生宝所领导的互助组对待姚士杰等人的态度上，我们很难发现“甭互相妨碍”的存在。比如小说写高增荣缺少牲口，姚士杰缺少劳力，两个商量一起耕作。对于这样的“互助”，高增福忍无可忍，咬着牙说：“你们看这是不是往我脸上撒尿？”高增福并不是以“庄稼人”的标准来衡量姚士杰等人的“互助”，而是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待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合作。所以，小说在对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讲述中频繁地替换矛盾、激化矛盾，里面存在着大量斗争思维下另起炉灶式的逻辑关系，存在着庄稼人、贫雇农、富农、富裕中农在概念和范畴上的偷梁换柱，存在着生计、路线、阶级的刻意搅混。
《创业史》 《艳阳天》乃至《三里湾》，这些小说试图讲述中国的大历史，但是，大历史终究也要经由日常生活的细节才能得以表达。于是，我们在这些“中国故事”的讲述中，看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对日常生活层面矛盾的替换。一方面，这种替换背靠五六十年代的国家权威话语，进行得既隐蔽又明目张胆，另一方面，它是生硬的、不合常识不合逻辑的，它的存在实际上在消解着故事讲述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三
“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中去”成了怎样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故事”似乎是要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及文学表达的独特方式。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80年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反省”。李杨认为，80年代“‘启蒙’与‘救亡’的对立隐含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被视为‘封建’时代或‘前现代’历史而剔除出‘现代’之外，而‘文革’后的‘新时期’则被理解为对五四的回归和‘启蒙’的复活。这种‘启蒙’与‘救亡’及其隐含其中的‘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不仅是‘文革’后不同知识——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界定自身的基本方式——通过将‘文革’的封建化来确立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现代’身份……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时，常常只是从个人主义或者个人本位意识的角度理解启蒙，而对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民族国家意识以及作为其变体存在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却往往视而不见”。旷新年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中说得更加直接：“我将共和国文学分为‘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部分……这里使用的‘当代文学’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的实践看作一场失败，在强调“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法性的同时，压抑了“当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成为了对抗“80年代”的武器。它们被看成对“现代文学” “人的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超越，被描述为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新的人性、新的伦理、新的文化”，以至“不论在今天看来当年对于电影《武训传》和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多么粗暴和失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试图取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艰巨努力”。 “中国故事”对于《创业史》 《三里湾》以及《艳阳天》的推崇正是这种历史观和文学史观及批评观的延续。正如当年旷新年盛赞赵树理和柳青，认为他们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是从根本上的新的人的重建——赵树理笔下的农民不但突破了闰土的沉默和阿Q的不自觉，而且获得了主体性和主动性，重建了人民在文学中的地位；柳青则通过《创业史》创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民和中国的新英雄形象——以此作为消解启蒙、消解“80年代意识形态”的方式。
这种讲法在一些人那里颇为讨喜也很对其味口，但是，仔细分析“中国故事”的讲法，除了对抗“80年代意识形态”，回归“50年代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达，似乎没能提出什么新的思路，那些“中国经验与美感” “民族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的能力”更多地像一些幌子竖在那里。在“中国故事”的讲法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它并不包含多少美学追求，而是更集中地关注于意识形态之争。从表面上看，“中国故事”的提出很像是面向世界，面向世界文学，但实际上，它依然是针对中国大陆，它的讲法几乎不包含任何开放性的元素，更多地趋向一种政治规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是在中国问题上试图进行某些反复的尝试，它在“50年代意识形态”与“80年代意识形态”之间所进行的选择，无非是如何评价邓小平时代，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问题，是否承认经济体制改革、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市场经济、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国故事”的讲法，不但要重新树立起“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讲述方法的权威，而且要从政治观念上、历史作用上，以文学讲述的方式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寻求合理性与合法性。李云雷在《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中说：“‘土地承包’并非是对‘合作化’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合作化的继承与改造。土地承包与“单干”所坚持的土地私有化不同，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而土地的集体所有正是‘合作化’的重要成果，它打破了小农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同时土地的定期调整，也为避免贫富分化、保持社会安定提供了保障”；“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承包’政策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如何去与全球化的市场交易的问题；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合作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目前在河南、山东、湖北、东北都有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重新探讨合作的可能性”。这些观念经由文学讲述变成“中国故事”，自然而然就以《创业史》《三里湾》为典范和参照，而对于有违此标准的创作，如《受活》等，被批评为“与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思潮相一致……既缺乏对历史的理解与同情，也缺乏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血肉联系”，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80年代”固然有“80年代”的问题，但对“80年代”文学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如果成为回归“五六十年代”，回归“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途径，就颇有借尸还魂的嫌疑——借《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之尸，还50年代、60年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长官意志、指令经济之魂。那么，我们就不仅要考虑《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而且要问这种“中国故事”所张扬并推崇的合作化、人民公社、阶级斗争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当下文学批评的这种引导，又会带来什么？
下图：著名画家吴静波为《三里湾》所画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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