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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2018年1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朱晓娟和刘金心进行血样采集，1月26日，鉴定结论显示，两人“符合双亲遗传关系”。2018年1月22日，朱晓娟与养了20多年的“盼盼”进行亲子鉴定，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显示，两人“亲权关系不成立”。刘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脑子一下子懵了”。
2018年2月6日，朱晓娟和刘金心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会议室第一次见面。曾几何时，为找到盼盼，朱晓娟隔三差五来到这里打听消息。刘金心的脸型和五官，几乎和朱晓娟一模一样，周围的警察惊呼，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短暂的接触后，刘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被寥寥几句话勾勒出来。何小平将他抱回南充后，长期寄养在亲戚家，自己便出门打工。刘金心从小无人问津，营养也跟不上，加之没有人教育，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2017年3月，因为拿不出十万元彩礼钱，刘金心经历了一次失恋，此后开始酗酒，经常酒后摔伤，还喝到胃出血。
与朱晓娟见面时，刘金心刚刚从广州辞职，过去的十多年，他辗转各地打工，一般呆不过几个月，经常衣食无着。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当天，刘金心买了一瓶白酒，全部喝掉，把自己灌得烂醉。
刘金心不太会表达，在与重案组37号接触中，他只是反复说，周围的一切变化太快，自己“接受不过来”。刘金心幼时住过的大院，如今已经拆除，他曾经在原址上转来转去，试图去找到自己曾经属于重庆的记忆，但是从来没有成功。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偶尔会到重庆看一看朱晓娟和外婆，母子两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晓娟大段大段地说教，刘金心低着头听。
如今的刘金心，依然没有稳定的职业。最近半年来，接受采访、录制节目成为他的主要工作。面对镜头，他一遍一遍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刘金心告诉重案组37号，自己与朱晓娟缺乏感情基础，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样相处，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调整。朱晓娟说，“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何小平‘养废了’。”但她相信最终能与刘金心互相接受，尽管现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年被当作亲生儿子带回来的“盼盼”，在朱晓娟的教育下读了大学，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无忧。
“可能是技术问题”
26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重案组37号，当时到重庆去，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回到郑州后，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不想把事情搞大。”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重案组37号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重案组37号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重案组37号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重案组37号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重案组37号，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重案组37号，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重案组37号，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重案组37号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亲子鉴定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哪里起诉？
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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