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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也许这本书就是这样吧，谁知道史书上写的真实呢。在大家公认思想最自由的春秋战国，每个人的内心还是如此孤独和渴望自由呢。
●多线叙述时连贯性不够强导致叙述有些破碎
●同名篇很高级，依圆画球
●被赵松老师新小说《隐》迷住了，一翻开就有坠入幻境的感觉，文字好不真实，水中看月。像是在读《离骚》但又不是，明明惊心动魄但完全没有硝烟。是一种月光银白，独饮清凉的感觉，有鹤在天空掠过，苍茫云海间，个人如谜。寿跟我的好多想法一样，世界虽大但谁的也不是，明天好与坏又能怎样呢，世界只是个大容器，我们只是暂时装在里面。
《隐》读后感一：捕捉历史空隙的微光
林颐/文
罗兰·巴特说过：“叙事无处不在，就像生命本身……跨越国界，超越历史，超越文化。”我们所以为的历史，实际也是叙事之一类。隔着苍渺的云烟，我们寻找悄露的片羽，捕捉历史空隙的微光，将稀有的材料对照考证，多方推敲，附加想象，谓之曰历史。
重建历史是学者的职责，同时，小说家也爱进入历史领域，因为历史之诡谲多变可以提供解读的多种可能，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则让今人抚膝叹息，小说以其传播能力而成为构建大众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历史小说揭示的是比历史真相更加隐秘更加鲜活的人与人生。
小说家赵松的新作《隐》，带我们进入的是《左传》的时空。那个遍地烽烟、狼奔豕突的春秋时代。赵松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依据，写下了八篇小说，想象力希望想象的事实，与实证研究保持若即若离，赵松以精妙的文学创作手法，复活了往昔的人和事。
《左传》记载：“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卫宣公荒淫，纳后母夷姜而生急子，托付给右公子抚养，待急子长大，为其娶妻宣姜，见宣姜美又收用，夷姜自缢，宣姜生子朔与寿，为了王位而构陷太子急，由左公子养大的寿，素与急子交好，得知此消息，以他的处境，他当如何？
《泛舟》，起笔写景，淇水动荡，渔歌悠扬，公子独酌，情景交融，画面浮现。用“我”，第一人称。读者与人物共鸣，进入他的内心。以寿的视角，写夫人夷姜，写父亲宣公，写兄长急子，写母亲宣姜。转笔写朔，也是“我”，从朔之“我”眼里看出去，他们又是怎样的人呢？仿佛摄影机镜头的移转，寿与朔交替出场，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物不同的面貌，此外，以穿插的“传闻”补足其余无法照射的角落。第一人称、多视角和拼贴的完美结合，很好地解构了这个复杂且难以言表的故事，串联众多的历史片段，复原他们的心理与行为踪迹。
寿与急子先后赴义，右公子与左公子怨恨在心，宣王死后，卫国大乱。《左传》记载了很多这类事件。夏姬与陈灵公和两位大夫孔宁和仪行父纵情滥欲，楚庄王伐陈，欲纳夏姬，大夫巫臣以周礼劝阻，随后却与夏姬私奔，庄王怒屠巫臣全族，巫臣为报灭门之仇，教授吴人战车与兵法，煽动吴国背叛楚国。夏姬对于楚国的分裂与吴国的兴起影响巨大。另外，卫灵公夫人南子、齐国权臣崔杼夫人棠姜、息侯夫人息妫等，她们的美都引发了国家的动荡。
春秋时期，伦理失常，王室贵族的这些丑事往往牵连国家的兴亡。动机、情欲、机会，勾连人事，紊乱朝纲。《左传》的“厌女症”是非常明显的，作者着力刻画红颜祸水，以此解释那些“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动。《左传》的叙事逻辑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项传统，每当山河破碎朝代更替之际，那些美貌的女子就必须承担亡国的责任。这些腐朽的文化遗迹在现代社会逐渐得到荡涤，观念的改变道阻且长，小说家们所要展现的就是或然的历史，赵松对她们污名化的遭际寄予同情，更细微地阐发因果链条里的人的处境。因果关系并非不言自明，《左传》刻意把性别化的肉身作为隐喻、偶然和必然的动力的符号。
面对纷繁脱轨的局势，《左传》的作者极力考究根源，那些妖冶放荡的女人只不过是象征之一。《左传》里还有很多莫名的征兆，作者将它们视为国运的预兆，加入了按照征兆回溯往事的议论，试图把混沌归清，用秩序重新整理当时的巨变。这些寓意与象征，实在是很文学化的。比如，《左传》写郑国内乱，王孙流散，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后登位称穆公。《左传》制造了一场刈兰的梦境，“兰死，吾其死乎！”象征着穆公觉悟自己即将身亡的预知。这是天生的小说素材啊。在赵松笔下，《兰》就是充满了象征意象的历史小说。起笔写晋军入侵，马蹄踩烂兰草，再写民谣对公子兰的讽刺，继写兰在深夜里的沉思，写兰对父亲郑文公和母亲燕姞的追忆，与妻子姚子、女儿夏姬的相处。兰继任君位与治国，皆有争议之处，《左传》用各种兰的征兆传达必然的气息，在赵松的小说结尾，公子兰这种兰草也以冠绝同类的芳姿盛开于冬至日，在这个故事里，历史与小说的叙事，达成了一致。
许多物品的奇妙内蕴，常常与它们的象征性意义紧密相连。兰如此，鹤也如此。朔借齐国之力推翻了右公子与左公子扶持的夷姜幼子黔牟，复位成功。在这篇小说里，鹤是背景。鹤鸣九天，当为吉兆，在卫国的乱局里，却是凄厉的呼号。朔之子赤即位后称懿公，卫懿公好鹤，对鹤的宠爱胜过对人的恩泽，因而动摇了人心的安定。在小说里，在朔的视角里，急子也是爱鹤人，赤酷似急子，仿佛急子的重生，这是赵松有意绘制的重叠意象。春秋诸国以联姻为结盟手段，国与国之间人际错杂，亲戚相间，就像杨照解读《左传》时所指出的，封建秩序同时是一套亲族秩序，借助亲族的网络来帮忙解决纷争，是秩序的良好体现，春秋时却成了发动战事的最好借口。正如鹤鸣意义的倒错，家族亲眷不是温情的庇护，而是相互吞噬的怪物，是谓“春秋无义战”。
这部集子最特别的小说，即同名的《隐》。与其他篇目仿制、翻改《左传》故事截然不同，《隐》讲述的是现代社会里某个乡镇一户普通居民的故事。一个父亡母寡、偏爱“装神弄鬼”的办公室白领，弄了一套法器，挥舞桃木剑，到处贴符，他是疯了吧？这个人与现世格格不入，但是，仿如《左传》爱用梦境解释人物宿命，《隐》也有很多梦境、片段、通灵似的呓语，与《左传》的场景交错呈现，跨越时空，跨越域界，分不清古今虚实。《隐》里的“我”说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驯鹤人，他跟一个叫隐的人，还有一群白鹤，在山里生活了很久很久……”小说的结尾，老人仰起头，在大厦的顶上，有人像只大鸟，张开了翅膀。这篇小说拥有套叠的意象效果，这是现代小说的绝佳笔法，将那些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劳永逸地抛向虚空，小说是用来想象的，作者不需要解释，一切听凭读者来理解。
从《抚顺故事集》《空隙》《积木书》到《隐》，赵松的每一部小说集都呈现不同的风格，而骨子里都在体现这位小说家的积极探索，都在完成他的小说世界的自我建构。
（刊于《北京晚报》2020年2月7日）
《隐》读后感二：琥珀中的春秋
董晨/文
春秋既早于“历史”的发源也早于“文学”的降生。作为平素所称的“元典时代”，春秋年间的故事、人物与言语，凡能在世间留下些许痕迹的，都早经过代代经师的注解诠释，异变为承载道德期待的庞然巨物，模糊不清又威力无穷。于是，无数的大人物为了《春秋左传》中的种种微言大义，在朝堂、学校与书斋中争执不休。而他们所较量的，大概就是谁能最圆融地（但往往也是最曲折地）用春秋旧事证明自己的道义新说。
然而，今之吉光片裘，古之行云流水。春秋先民的言行悲喜，不会天然地笼罩上政治道德的光晕，也不会自发地凝集成篇。那么，如何真诚地观看这些摆在万千枚透镜背后的人与事，理解三千年前“大人物们”的生活、阴谋与挣扎，构成了一件极具魅惑与挑战的工作。毫无疑问，历史与考古的学术努力正在不断生长着坚固的知识，它们是春秋的骸骨化石，充实着博物馆中庄严的陈列。然而，有一些东西并不能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它们是时代的氛围、魅影，是人们的密谋、交心，也是浮游于大事件时人心里的顺与逆。这些，是小说家可以为我们建立的历史记忆，是那些人与事长久封存其中的琥珀。
赵松的短篇小说集《隐》用八个故事再造了《春秋左传》中的诸多事件。他从传统史志中发掘线索，但并不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故事敷演与人物翻案这些历史小说所最易陷入的套路。他穿梭附身在不同人物身上，以繁密幽微的笔调，围绕着“自己”的事迹、传闻与心意搭建起广阔的想象空间，施展了一场又一场读心魔术。
《泛舟》基于“二子乘舟”的故事写成，这是《左传》中汇集着最多伦理紧张的事件之一。夺子之妇的卫宣公，离奇死去的夷姜，谋害太子的宣姜，毅然赴死的太子急与公子寿，以及新君公子朔，他们怀着各不相同的信条与欲念，卷入继承权争夺这一中国历史叙事中数之无尽的漩涡里，并终于落得一片空茫。
作者选择了死去的公子寿与活着的公子朔作为自己的眼，又将冷静的传闻作为自己的耳，不断穿插切换，将不同的视角与他们背后的心灵相拼贴，还原这场被后世简化为政治寓言的悲剧中每个人的活气。在《泛舟》中，来自齐国的宣姜不断向儿子讲着“卫国人是不正常的”：在卫国，有从反复凶杀中继承国家的卫宣公，他是野蛮善变的“疯子”；有枯守着恒常甚至为此献祭性命的夷姜与太子急，他们是不容于世的“呆子”。卷入其中的宣姜所执着的，便是在这种荒诞的紧张中不断拆毁、扭转与夺取，虽然她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在某些神秘的指引下融入这失常里。在小说临近末尾时，作者借公子朔之口叹息道：“这个卫国，既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谁的都不是。它不过是个巨大的容器，把我们暂时装在里面而已。”正如此，《泛舟》已不是《左传》中“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我之求也，此何罪？”这两句伦常质问的注脚，而是一场由剖白与暗示共同构成的舞台剧。
同样在这八个故事中被着意祛除的，还有视女性为伦常败坏之源头的神话。对“红颜祸水”说的批判，已经累积了一个余世纪的漫长工作，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女性在历史叙事中的缺位，或是对恋情爱欲精神分析式的放大。与之不同，在赵松的笔下，春秋时代的女性更多地展现着通透、坚韧与难以言说的神性，并不时以超逾伦理的姿态承受着自己乃至国家的命运。
《夏》是夏姬的独白剧。这位传奇的女性是旧叙事中妖冶祸乱的代表，她为陈国的君臣所争夺，被楚国的上下所觊觎，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杀戮，旁观着数个国家的兴败。在赵松笔下，夏姬是连接神灵、体悟生死的精灵，在她看来“男人无一不是幼稚、贪婪而又令人怜悯的孩子，我曾希望他们能明白通过我可以抵达神灵的境界，可他们却以为我会跟他们一样沉湎于动物般的欲望里。”她怀着悲悯的心，看着男人们陷入不可更易的命运，走向死亡与解脱，无论是她的丈夫、情人还是儿子，是沉默着接受预言的楚庄王还是唯一让孤独的夏姬所向往的，同为“灾星”的巫臣。《夏》是神代的故事，作者将巫觋传统降临在神秘的女性身上，将人间的道德与争斗放在了人神相杂的时代魅影下，对它们做出了迷人的诠释与勾连。
在探窥幽微以外，赵松同样擅长讲描绘宏大的命运。《随》讲述的是楚、随两国复杂的关系。一反学界隋国“世服于楚”的判断，作者更着意揣度随人充当“周王的眼目，肉里的骨头”的立国使命。在故事中，随人是精致的、优雅的，楚人是野蛮的、狂热的，楚对随有着最炽烈的崇拜，也有着最顽固的欲望。随人明知道“我们是楚国的未来，而楚国必将吞没我们。”但教化与自负让他们绝不肯改弦更张，相反，他们在安静地等待着历史宿命的降临。《随》是这部小说集中最轻盈的作品，却讲述了最漫长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作者的野心也由是可见。
《夏》中写道，在夏姬离开楚国的祭典时，“身后留下的是一条火路，桂枝、荆棘与香草燃烧得噼啪作响，异香气弥漫在夜空里。”而这古老的异香正萦绕在整部小说集中。赵松在不同故事里娴熟地运用着象征符号，并通过它们为笔下的人与事笼罩上绮魅的迷雾。有一些符号起着谶纬的作用，它们是一人一国命运的代言者。在《兰》中，兰草与郑公子兰合二为一。公子兰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妻妾中最普通的，于是她以一盆兰草为信物命名了自己的儿子。公子兰是郑文公的儿子中最温和的，于是晋国人让他继承了王位。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国之间柔弱的小邦，于是当楚人进犯，践踏郑国的兰草时，他同样恭谨地献上礼物。公子兰像兰一样温和柔弱，也像兰一样善于生存，随兰而荣，也与兰共萎。“柔弱者生”本就是变乱之际产生的信条，而在《兰》中，如此的生存方式被赋予了绵密的诗意。
作为象征符号的鹤贯穿了整部小说集，它被作者降灵为超脱人世的秘物。在《泛舟》中，空中的白鹤是公子寿的挚爱，也引导着他蹈死。在《子见南子》中，鹤是纷乱名声中简单之物的代表，是让孔子慕艳的悠闲生灵。而在与小说集同题的《隐》中，作为视角之一的驯鹤人，更是以关于白鹤的巨大神秘，牵引着鲁、卫二国的命运。《隐》是这部小说集与众不同的一篇，它并不以《左传》中哪一事件为依托，而是让视角在春秋的驯鹤人、当下的通灵青年与神秘的巨大建筑间反复穿梭。这篇作品充满了怪诞的想象与幻境，丰沛的意象缀连成密网，等待着读者深陷其中。而贯串着三个虚构空间的，便是白鹤与他们的巨影，当青年讲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驯鹤人”的故事时，跨越三千年的象征得以重叠，也完成了这篇作品的玄妙结构。
以古史作为小说的依托，在古意中发掘小说的风格，这样的尝试既是容易的——毕竟有着无穷的资源尚等待激活，但也是极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写作者努力克服自身与历史的叙事惯性，在被数千年史传传统所反复压实的土地上寻找新的沟壑。赵松的这部小说集《隐》在开拓着自身文学空间的同时，无疑在这条路径上做出了极具启发的探索。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
《隐》读后感三：采集历史的火星
李国华/文
而那些溅落的火星则仿佛坠落的星辰，一阵阵地在水中熄灭。
——赵松《隐·兰》
时疫仍然在夺人肉身和心智，只能在室内阅读如我辈者，一时多有彷徨无力之感。也有人善于转危为安，于静心的阅读中增长学问和见识，终于超越时代，流誉身后，这是极可佩服和羡慕的。而我因此更加羞愧，终于只能带着自己无法免疫的时代情绪来阅读。唐突作者是在所难免的了，只希望作者能以同时代人之共情，海涵一二。
读的是赵松先生的新作，短篇小说集《隐》。不知道作者如何自评，但见到坊间有作家和批评家允为值得等待的“白话文漫长细微的演化”、“中国文学传统的古意”、“在文体上有极强的实验性”、“以崭新的小说形式完成了一次郑重的历史回溯”，云云，就觉得有些隔膜：唔！未免太学究了！但顺着往下想，又觉得还可以更加学究一些。其实，无论是孔子作的《春秋》还是左丘明作的传，都还有远未究明的历史、文学、叙述、欲望、道德……意义和价值，也许赵松先生通过小说写作重新发明了一些什么；而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林语堂的《子见南子》、鲁迅的《故事新编》、师陀的《果园城记》、冯至的《伍子胥》、金庸的《越女剑》……也已构成某种状况，“古意”“实验”“崭新”都令人觉得颇有启发性，也许不妨随之附上更丰富的分析内容；至于“白话文漫长细微的演化”，听上去也许更像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量子跃迁，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遗憾的是，大概是时疫扰人，我无法平心静气地追索下去，还是不要那么学究算了。
粗看起来，赵松先生的新作确实在形式上用心良苦。整个小说集子由《泛舟》《夏》《兰》《子见南子》《隐》《新麦》《乱》《随》构成，篇幅略有参差，篇前皆有意布置选自《焦氏易林》的“之卦”卦辞，与小说本文互通有无，令人浮想联翩。每篇小说之间有互见之感，如对夏姬的褒贬有意散落在不同篇目中，大概是学了中国古代史书常见的叙述法；每篇小说中又总是出现龟卜草占的叙述，读了更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短篇小说集，背后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整体感。很显然，这些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其心昭昭，明媚可鉴。但我很怕自己是没有遍览名山大川却敢于画高远、平远的画师，全是匠气，别无会心，那就不如不谈这些粗看起来的东西吧。
我想谈得细一点，争取有所会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现在《兰》中的细节：
留下的年轻人们，在暮色降临之后，就在水边燃起很多巨大的火堆，到处都有火星在跳跃，就连附近幽暗的水面都被火光的影子覆盖了……各种形态的明暗火焰就跟游动的水蛇似的时隐时现，而那些飘落的火星则仿佛坠落的星辰，一阵阵地在水中熄灭。
类似的细节再次出现在《隐》中：
天黑时，水底忽然亮起了一簇又一簇灯光，就像是一群刚坠落的星星，却没有发生激烈的撞击，也没有爆炸，它们只是散落在那里，安静地发出光来。
这两个细节里重复的是一个基本的语法单位：火星或光像坠落的星辰或星星。其中“坠落”这一动词，在整个小说集子中出现了八次，阅读的过程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于“坠落”的用心，他大概特别想留住“坠落”的东西，至少是让“坠落”的过程停住，他好看清楚“坠落”的是什么，他是不甘心有些东西“一阵阵地在水中熄灭”的。如果把“火星或光像坠落的星辰或星星”这一基本的语法单位作一次希利斯·米勒式的解构主义分析，我觉得从《泛舟》到《随》的八个短篇是该语法单位的八次重复：《泛舟》写的是试图停住鹤闲人散的公子朔“坠落”在卫国那个“巨大的容器”中的过程；《夏》写的是试图停住美丽单纯的夏姬“坠落”为列国流言蜚语所谓淫妇的过程；《兰》写的是试图停住兰草一样柔弱、芬芳而坚强的弱国郑国在强邻晋、楚反复蹂躏中的“坠落”；《子见南子》写的是试图停住的是礼崩乐坏之时孔子不肯“坠落”、不肯沦于不顾礼教而肆意杀戮的瞬间；《隐》的线索多一些，有现实与历史的交替敷奏，写的是欲鹤隐而不得的鲁隐公和“我”的“坠落”过程，试图停住一些无关权力斗争、经济纷争的瞬间；《新麦》写的是正直天真的伯宗，在晋国“坠落”的过程中，他也只有跟着“坠落”，被晋国各大豪族视为公敌；《乱》表面上写的是崔杼的“坠落”史，实际上写的是棠姜被迫“坠落”的过程，试图挽留棠姜的美和天真；《随》正面写的是随国和随国老王反复打败楚国甚至教化楚国的过程，反面传达的信息却是随国所代表的周文化不得不“坠落”的历史内容。一言以蔽之，善良的、美好的、文明的……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要“坠落”了，作者却希望它们像是“坠落的星辰”，虽然终归要“一阵阵地在水中熄灭”，但要像曾经划过天空的彗星，留下灾祥的警示，留下值得反复打捞和淘洗的瞬间。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作者从事的是采集历史的火星的工作，公子朔、夏姬、公子兰、孔子、伯宗、棠姜、随国老王他们在“春秋无义战”的历史状况中表现出的或优美、或崇高、或伟大的品质，是熄灭在历史的河水中的“火星”，作者契而不舍地采撷着，甚至不惜在《隐》中写一个现实中被目为精神病的怪人“我”，以呼应这些历史的“火星”。作者也许意识到这注定是一回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工作，因此行文中颇有挽歌般的诗学气息。除了频繁通过翻译的方式征引诗经增加小说的诗意，作者主要是通过让小说中的人物反复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往事来表达诗化的效果的。一切都是回忆，或者一切都不过是回忆。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隐》中的细节就像是上述《兰》中细节的倒影，虽然水底一簇簇灯光“就像是一群刚坠落的星星”，“安静地发出光来”，似乎是永不熄灭的，但却不过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倒影，如果没有历史的明灭可见，就只能是虚幻不实的存在。因此，作者采集历史的火星的工作，就是在为现实寻找根据，应对现实中的问题。
我甚至觉得可以再深入一些，如果不怕刻意求深的话。我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关心《夏》开头部分出现的一小段表达：
而在不远处墙外的水洼里，胡蜂们正忙着在马虻的卵里产卵，就像最诱人的参宿星群在夏季是完全隐藏在其他星群的阴影里……
这是一个狡狯的比喻，热闹的马虻足以骚扰马却无法保护自己卵免于胡蜂的利用，其他星群足以引人注目却无法获得人们像评价参宿星群那样作出的“最诱人”的评价，看上去胡蜂和参宿星群应当处于各自的相互关系中的负面位置，但作者却早已言明马虻才是“烦人而又残忍的”，因此正面的一方应该是胡蜂和参宿星群。这就意味着，在作者看来，正面的价值是隐藏在“烦人而又残忍的”事物的阴影里的，必须通过剔抉“烦人而又残忍的”事物，才能在阴影里发现作者想发现的。我以为在这狡狯的比喻里隐藏着作者以小说重述春秋史的基本法门，即在列国纷争、诸侯争霸的乱局中，在一切“烦人而又残忍的”事物的阴影里，在一切胜利者的辉光里，隐藏着由公子朔、夏姬、公子兰、孔子、伯宗、棠姜、随国老王他们所代表的善良、美好和文明。在《随》中，作者反复抒写：
有朝一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彻底地融入楚人的血脉里。
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表面上楚国绵绵不绝地蚕食随国，最终吞并了随国，实际上这却是一个楚人最终被随人彻底教化的过程。这看上去是一种文明交融的论调，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其中回响着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余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作者百用其计的现代小说叙述，可谓复奏了孔子的春秋义法。作者是孔子的一个摩登变身，因此作者在《子见南子》中反复咏叹五十知天命之后的孔子又借读《易》而持守自我，实在是毫不意外的。
然而，在时疫中，听闻着世人纷纷花谢星陨的消息，虽然特别欣赏和佩服作者的持守之道以及小说中因之而来的带有悖论性质的挽歌诗情，我还是不得不对兰草的品质有所怀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当风偃草伏之时，匍匐在地的小草真的能够以独守芬芳自持，仿佛是帕斯卡尔笔下的苇草吗？在春秋那样一个类部族社会的时代，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像荷马史诗中的长老欣赏海伦之美一样，欣赏着夏姬、棠姜之美吗？我当然不是在进行什么夷夏之辩，只是在想，通过现实所照亮的历史，到底有多少仍然隐藏在阴影里？也许我们确信是从历史中采集而来的火星，其实也还是现实的倒影。
《隐》读后感四：从《左传》中寻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叙事系统
原文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采写丨张进
赵松的最新小说集《隐》回观了历史，从《左传》中寻得故事基础，却不是“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是要“以不同的切入点，通过虚拟人物的体验与想象的状态，来写些小说”。
春秋时期已经太久远。那时的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还是在漫长历史中只留下只言片语，都只能存在于流传后世的文字中。《左传》的记录虽比《春秋》详细，却依旧有些细节不足，何况还留有太多空隙，很多人物故事只是几则片段，或者又褒贬未定，这倒让后人有了嵌入个人想象的空间。
也正因此，有了出于后人对春秋时期人物的个人解读论调，如对夏姬的看法，说她“美好无匹”，却放荡成性，因此“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语出《列女传》）。而在写夏姬故事的《夏》中，赵松试图以当事者的主观视角观察她，以期对夏姬“有一个更为符合春秋时期的道德感的想象”。
“不要想当然地简单化、脸谱化，要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人，跟后世历代乃至于今天的人，在观念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的人拉回到今天，去褒或贬，去捧或批，那样是毫无意义的。”赵松说。
几个故事，写到卫宣公、公子寿、宣姜、夏姬、崔杼、楚昭王等人的事迹，是作者在《左传》的文本缝隙中，找到的那些“充满可能性、不确定的点”，尽可能以春秋时期当事者视角看去，以想象丰满人物事迹，形成了氛围迥异的独特风格，其中的历史感让小说苍远、缓慢，又因想象灵动起来。
关注历史中那些独特的难以归类的个体
新京报：前人和今人的“故事新编”也有了不少的数目，但每个写作者的因由应当是不同的。为什么会选择新编故事的方式来写小说？有没有哪些契机的触动？
赵松：这些年读传统典籍比较多一些，其中《左传》是读得最频繁的一部。《春秋》其实只是个大事记，追随它的体例，《左传》把一些重要的事件事实呈现出来。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想，有些什么内容是作者没有写的，出于结构需要或其他原因省略掉的，或是因为禁忌而被刻意隐藏的……基于这样那样的一些猜想，那我就想写一些跟人们熟悉的所谓“故事新编”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尽可能不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而是以不同的切入点，通过虚拟人物的体验与想象的状态，来写些小说。
比如那位非常有名的夏姬，在后世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里她简直就是古今第一荡妇，但实际上稍微看一下《左传》就会发现，作者对夏姬这个人物的处理方式很耐人寻味：一是尽管与她相关的人与事很多，但对她本人几乎未着一笔，就好像这个人始终在场，却未发一声，是个沉默的人；二是作者对她其实并没有做什么评价，几乎无褒无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作者并没有把她当作不正常的、需要承担什么家国祸乱责任的有罪的女人，甚至，在他看来，她是个超出了他评说范畴的女人，他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所以写《夏》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着眼点就放在了那种神秘的沉默上，想通过夏姬的眼睛，来看和感知那些与她相关的人与事，而她不仅美艳，还能有通灵的天赋，这就使得她拥有了某种巫的特质。有人说这就是给夏姬洗白，我觉得这是个挺搞笑的说法，因为我跟《左传》的作者其实立场近似，就是不想带着什么定论去看夏姬这个人——对她，对于春秋时期，对于那个时候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远比今天的人宽容、随意，也没那么刻薄。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记载（并解释）“礼崩乐坏，狂狡有作”的春秋时期的《左传》作为故事来源？
赵松：春秋时期，不是经常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思想的黄金时期吗？当然这是事实，就像“礼崩乐坏”是事实一样。但看《左传》的过程，会发现这个“礼崩乐坏”，其实是个渐渐的变化状态，而不是上来就一塌糊涂的。
周王朝的权威虽然很快就丧失殆尽了，但争霸的各国，还是会借用周王朝的礼数、规矩去管制那些诸侯国。包括各国的贵族官员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这种礼数、规矩的坚定奉行与维护者，并会以此去约束国君和其他权臣贵族，这种力量始终都在，虽然跟那些目无礼数、破坏规矩的势力之间的缠斗不止，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
我是比较关注这个时期的人，在这种维护或破坏道德规矩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精神心理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当代性”的。当人们更喜欢对一切都简单下定论甚至一概而论的时候，我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或语境，就是关注那些独特的难以归类的个体，他们本身的存在方式，导致他们很难被认识和理解。
人完全可能为了战争而战争
新京报：《隐》和你之前的《积木书》《空隙》《抚顺故事集》大有不同（后三者之间也很不一样）：一是故事有了历史作根基。二是语言，几个故事的语言读来有苍远、辽阔之感，小说整体的氛围肃穆中又略略哀婉，似乎与回看历史时的视角和心态有关。你如何看待自己这本书中的语言？
赵松：这种语言的风格，是在我猜想、虚拟春秋时的那些人物的感觉、想象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本小说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我是想尽可能有种缓慢的感觉，同时在缓慢之中还隐约着某种灵动的气息，还有就是安静一些的氛围，不大会关注矛盾冲突的高潮点，而更会关注过程中的那些可能不会太引人注目的东西。实际上具体写下来的时候，每篇的语言状态也是不尽相同的。
然后，我希望读的人会觉得这里面的语言有种跟通常意义上的书面语、口语、半书面半口语都不大一样的感觉，我甚至希望这里面的语言是偏中性的、有些距离感的。至于小说的整体气氛传达给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肃穆的，还是略带哀婉的，我觉得可能只是自然生成的效果，就我这个作者的感觉来说，其实并不会去追求这样的效果……如果读的人能在读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点莫名出神的感觉，那可能更接近于我的想法。
新京报：春秋时期，战争似乎被视为各诸侯国主要事务，几个故事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战乱阴影之下，并对其反思，如最末一篇故事《随》。楚国几代君主攻打随国，年迈的随国虚君在与楚昭王对谈时，“指着那些正在吃草晒太阳的山羊，对他说道，您看它们，多么自在，无忧无虑的。再看看我们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自如的状态？”指向山羊和草，指向自然，与不再自然的人形成比照，犹如见到老子在说“少私寡欲”、“道法自然”，也是对“强梁者”的轻微讽刺。你如何看待春秋时期的战争？如何看待彼时的掌权者？小说中似乎也表现了他们的无奈，欲望和权力的囚徒，挣脱不得，而且代代循环往复。
赵松：春秋时期的战争，跟后世的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只是规模上一般都比较小，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春秋时期能够参加战争的必须是贵族，而不是平民百姓。但做后勤保障的劳力，是要由平民来承担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发动战争的时间点的不成文要求，就是尽量避免春种秋收这种农忙的时候，要“使民以时”。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个时候的战争，其实基本上多数是惩罚性的，只有极少数是毁灭性。其中既有争当霸主的强者之战，也有强国对中小国的惩罚教训之战，当然也会有中小国之间的互殴之战。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战争基本上是比较节制的，是有限度的战争，跟后来战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的那些伤害度极大的频繁恶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并不是说春秋时的战争都是文质彬彬的，毕竟那几百年里还是有好多个小国被灭掉了。
我在这本书里涉及战争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持这样一种态度，战争之所以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是因为它与人类的欲望、动物性、非理性的那一面直接相关。在很多时候，人是完全可能为了战争而战争的。几千年前如此，几千年后仍然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确实没有什么进步。
不要把历史中的人物简单化、脸谱化
新京报：小说集对乱世中女性的命运多有关注，如《泛舟》中的宣姜、夷姜；再比如《夏》，演绎了“美好无匹”、素有放荡之名的夏姬的故事，并用她的第一人称口吻说：“我的异母兄长蛮死了，他们就把这笔账算到了我的头上……”她的人生就这样被他们左右着。为什么用小说为夏姬“正名”？你通过故事想表达的是什么？
赵松：我倒是觉得不能算是“正名”，而是希望人们对于这样一个近乎传说中的人物，能有一个更为符合那个春秋时期的道德感的想象，当时的人也只是觉得夏姬这个女人比较克男人，而并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类似于后世的种种道德批判。最后巫臣娶了她，一起逃到了晋国，得以善终，这本身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在他看来，就连克夫这条都不能成立。
我其实没什么要表达的，我只是希望人们对于夏姬这样的人物，不要想当然地简单化、脸谱化，要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人，跟后世历代乃至于今天的人，是有很大的观念差异的。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的人拉回到今天，去褒或贬，去捧或批，那样是毫无意义的。夏姬需要正名吗？根本不需要。我们现在能知道的与她有关的所有信息，都是男人视角下的非常有限度的，能确定的，就是很多身居高位的男人都喜欢她，明知此女不祥，但还是前赴后继。
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她确实是淫荡的，会主动引诱那些男人，唯一一次能看出她是在主动选择的，就是她对巫臣的结婚及逃离楚国的设想的接受。巫臣这么身份重要的人物，这么聪明智慧的人物，他为什么喜欢夏姬？仅仅是因为她够淫荡？这说得通吗？要知道，巫臣带着夏姬逃离楚国的后果，是几乎被灭族。这是很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问题的，出身郑国公室的夏姬，并不是个后来众口相传中简单肉欲化的女人。
新京报：小说集中多有对《诗经》的使用，很有特色，不仅和故事吻合，也为小说增添了诗意。写作时，你对《诗经》的使用是如何考虑的？
赵松：《诗经》是春秋时期贵族成长过程中的必读书，绝对的经典，无论是平时贵族之间的交际场合，还是国与国之间的会盟现场，恰当地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是能够充分体现说话人的教养与智慧的。所以跟《易经》一样，《诗经》在《左传》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跟文本的气息不合，所以我就选择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诗句，翻译成白话的诗，或者说有诗意的句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尽量朴素一些。
本身《诗经》里的《国风》也多是采自民间的，但经过了修订者的语言转化，跟原来的民歌肯定是不一样的，相当于再次创作。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以来对《诗经》的白话翻译尝试，最不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试图译成民歌的，最后发现就像顺口溜一样，完全失去了《诗经》原有的韵律、意味之美。我在翻译那些诗句的过程中，就是想让它们朴素一些，尽可能地保存一点原诗句的味道。这样跟文本就会有了新的呼应关系，与语言相关的任何转化，在生成具体的文本之后，总是耐人寻味的。
我最关注中国人的思维、叙事方式在源头处是什么样的状态
新京报：纵览小说集，演绎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故事，第一人称叙述的比重却似乎最大。为什么这样处理？演绎历史用第一人称，有哪些益处？
赵松：关于这一点，我前面有提及过，就是希望能从一个当事者的主观视角来观察那些相关的事件与人，还有那个时代里的各种风景与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小说集里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第一人称，就是试图营造某种类似于主观体验的阅读效果。但归根到底，这里有的就是文字的现场，所有的效果成立与否，完全看读的人跟这些文字会不会有所契合。
另外，这些小说至多只能算是试图与巨灵神般的历史共舞的小矮人，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不过是在历史的不远处眺望或沉默而已。
新京报：孔子修订《春秋》意在“劝”、“惩”，你写这几篇故事的目的（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赵松：我关注的是那些充满了可能性、不确定的点。我知道老先生自己也未必会相信他对《春秋》的修订真能有什么“微言大义”、能让“乱臣贼子惧”的作用。我猜在周游列国之后，他其实非常清楚，这个乱局，是必然要一乱到底的，一破到底的，他看重的那些东西都要分崩离析的，等到最后出来的新局，也几乎不可能是他想要的那样。
实际上，他是开启了一个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就是觉得社会应该怎么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怎么样，当然这样讲不是要否定他的所有思想和理想，而是想说，在他的思想与理想深处，确实存在着一些极易导致思想僵化的基因，他对于构建某种理想的道德体系与社会秩序的执著迷恋是超乎想象的。然而，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情况是，人总是自以为是的，不听劝的。
新京报：作为写作者，回望历史时，其意义或许不仅在于故事。在阅读《左传》《诗经》中，除了故事，您还获得了什么？
赵松：我其实最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思维、叙事方式，还有诗的方式，在源头处是什么样的状态，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是怎么发生的。在这样的传统地层里，还有什么元素是能够加以挖掘、激活、改变的？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非常完整的包括了很多方式的叙事系统，当然在朝代的变更过程中，它们走向了表面化和最终的僵化，但也有很多好的元素、基因被掩盖了，它们其实并没有死，还有可能在适当的激发后转化为具有当代性甚至未来性的新东西。
《隐》读后感五：别再说你没有时间，这7本小书又短又好看
前两天，一个朋友让小蜗给他推荐点书，还附加了“不看长篇”的要求。 而他一直爱看短篇小说，契诃夫、茨威格这些大师的短篇基本都看了。 不过，这也难不倒小蜗，库存多得很，立马给他推荐了一堆过去。 相较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其实更考验一个作家的文学功底，一字一句都得精炼。 如果你也没时间或者没耐心啃大部头，不妨看看小蜗给你找的7个短篇故事。 10分钟一个故事，于幽微处见玄机，随时都能停下，这波阅读太值了！
1.隐
隐7.9赵松 / 2020 /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是一座宝库，就看怎么利用了。 赵松老师的这个集子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它的内容来自《左传》，但用的是当代小说的创作手法。 在权谋纷争之外，春秋那段历史里其实有太多被忽视的东西。 替哥哥去赴死的公子寿、无欲无求的鲁隐公……作者更关注的是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微妙关系。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孔子和子路等人，是与我们已知的历史记载里不同的。 另外，就算抛开《左传》不谈，这本书的空灵感也抓住了小蜗，随意感受下： “那些坠落的石头，都是星星。大风里，鸟倒退着飞去。此梦复现。”
2.老虎与不夜城
老虎与不夜城8.3陈志炜 / 2019 / 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这个集子收录了陈志炜的81个短篇，有的篇章只有两三行文字，真是短到极致了。 其中只有两篇超过了一万字，分别是第一篇的《蒸馏水少年》和同名的《老虎与不夜城》。 你很难说这些故事是什么题材，有些很科幻，比如一对夫妻生下的孩子是太空船，还有些像寓言，比如《猫耳》这篇。 阅读时，你仿佛进入了作者的梦境，时而轻盈诗意，时而科幻硬核。 他的文字充满着张力和想象力： “一片平坦之中，你的想法正在滚动，是一小块磁铁；你的行动是尚未出现的另一块。” “月亮掉在了水面上，被铺成平平的一片，整条河都是月亮的光芒。” 这一切，总让小蜗想起那些时有微风的夏夜，妙不可言。
3.望乡
望乡7.0[日] 凑佳苗 / 文治图书·四川文艺出版社濑户内海上的这座白纲岛，并不像它表面上那么宁静。 6个初看是写平淡日常的故事里，涉及的话题却是谋财害命、校园霸凌、社会歧视…… 凭借《告白》惊艳了读者的凑佳苗，在这些短篇里依然让人意想不到。 每一个故事，不看到最后，你的理解都是错的！ 比如首篇《橘子花》里，姐姐在多年前和人私奔，几十年不回来。 “我”对她很是不满，因为她抛弃了故乡，却还利用家乡写故事赚钱。 但直到最后，“我”才知道多年前在这个小岛上发生了什么。
4.铁浆
铁浆9.1朱西甯 / 2018 / 九州出版社排斥道姑作法，非要自学医术，却亲手治死了两个儿子； 追求超越身份的爱情，却因为一个误会断送了两条性命； 为了和败家子抢生意不惜自残，最后靠自灌铁浆取胜，却因为火车的出现葬送了未来…… 朱西甯先生在这个集子里，塑造了一个民国初年时期的北国农村集镇。 在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刻，这里有一群小人物，他们演绎着仇杀与救赎、侠义与温情并存的传奇。 读完你就会觉得，这句“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的传人”真的没有过誉。 一句话感受下文风：“风雪一阵紧似一阵，天黑的时辰，地上白了。大雪要把小镇埋进去，埋得这样子沉沉的。”
5.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8.3[美] 埃德加·爱伦·坡 / 2018 / 读客图书·文汇出版社爱伦·坡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但他却被世人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和恐怖小说大师。 对了，除了这些创作，他还是一个敏锐的批评家。 对这位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除了服气，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这本小说集按照惊悚、心理、推理和幻想四个类型将大师的经典短篇分了各类。 打开目录，根据标题随意挑一篇，你就能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了。 不过，小蜗需要友情提醒一下，惊悚部分的篇目，如果你胆小，千万别在睡前看。 他的环境和心理描写，是真的可以让你毛骨悚然！
6.萨基短篇小说选
萨基短篇小说选8.4[英] 萨基 / 2020 / 上海译文出版社萨基，被誉为英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他先后出版了《雷金纳德》《和平玩具》等六部短篇集，这个选集则是由从中挑出的67篇构成。 他的文风俏皮，用笔辛辣，讽刺起现实毫不留情。 比如说，黄昏时刻，一般都认为是诗意美好的。 但萨基说，它是属于失败者的时光。 因为，“他们寒酸的衣装、塌下来的肩膀以及悲伤的目光可以不再引人注目”。 在某种程度上，小蜗觉得他和王尔德的作品风格有点像。 但是，萨基却是更加冷酷无情的，对社会和他人如此，对自己亦然。
7.女生徒
女生徒8.9[日]太宰治 / 2020 / 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人对太宰治很感兴趣，但尝试了无数次去看《人间失格》，总也坚持不下去。 其实，要了解这位作家，你不如从短篇小说开始啊~ 推荐的这本《女生徒》，包括太宰治作品中以女性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10个短篇。 这里有少女的胡思乱想和自我否定，有少妇的卑微和坚韧…… 太宰治一生辗转在众多女子之间，她们的许多人甘愿和他赴死。 在这样的相处之中，敏感的作家对女性心理的洞察已然超过了女性自身。 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也会站在女性的立场去讽刺那些虚伪懦弱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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