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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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故事诗意的栖居。中医小成1 人赞同了该文章

从《繁星春水》说到在当今诗歌的意义

如果了解一点历史的人，可以知道冰心最初是以诗歌进入文坛的。成名代表作就是《繁星春水》，在她那个年代轰动一时。

大家都明白，诗歌当下的处境非常糟糕，没有诗人再能写出轰动一时的作品了。诗歌当然不是以产生轰动效应为目的的文艺产品，但是，从一个视角来看，产生轰动效应并不会于好作品的意义互相排斥。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

偶尔回答过知乎一个问题，题面上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北岛，海子那样的诗人了，它提出来的诗人不止这两位，但他们都有共同的地方：从内到外，蜚声文坛。

诗人为什么而存在，好多人以为，诗人应该是，在文学中为哲学服务的存在。如此，要说是，也是；要说不是，也不是。因为根本来说：诗人是为思想，意识做表达的一类人，这里面它的身份是不排斥哲学的。但思想，意识这两个概念大于哲学很多，例如个人的情感也算在里面，所以，诗人和哲人是相近而不同的两种人。

所以出现某些和哲学重叠的部分，就不奇怪了。比如，诗歌和哲学都需要准确的表达，但他们是有孰重孰轻的区别的，哲学需要依赖非常严密的逻辑来阐释学说，诗歌就不一定了。有些诗歌作品的主观因素很高，实际上也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但不能和哲学那种严密性相提并论，甚至有些解析是和哲学原理背道而驰的。

比如我们提到死亡，用哲学讨论死亡，终究得到的结果是让人悲观的。诗歌提到的死亡，只是某种事物的终止，或者其他的什么，这就是典型的与哲学，走到了它的反面。

诗歌重视的是把思想，意识很好地说出来。所以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其内涵，其二是其如何有效率的表达出来。第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大多数文学体裁的要求都大同小异。无外乎什么健康文明啦，三观正常啦，反正内容不犯道德低线（不要说成底限了），都可以畅所欲言。第二条就有一些限制了，要“很好地表达”首先得知道我，是表达给谁的？也就是言说的公共的思想意识界限。这里的公共，可以仅限于读或者写这两者之间。我给你一个人写的，那我和你就是公共的，我们要达成共识的一致性。如果对象是确定了的，就要去考虑这些确定了的对象的公共的思想意识。（我们现在的诗歌圈，就在做这件事，把诗写给诗人自己看，然后美其名曰诗歌是小众文化，你们想想看，如此的表达，怎么能写出脍炙人口的佳作呢？）如果是写给不确定人群，那就有必要考虑整个环境关于文化有什么倾向性的问题。所以怎么表达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诗歌圈对于如何表达，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套路，那就是大量的训练，帮助那些嗷嗷待哺的新诗人进行套路化的训练，这样，以后圈子里写的东西，圈子里自然看得出是好是坏。有些套路是很好的，但大部分的套路都很坏，因为得不到普通人的认同。我们诗人根本不懂普通人是怎么回事。

普通人喜欢很俗的套路啊！普通人喜欢的东西，圈子里就不承认那是很雅的事情。而忘了，自诗经开始，就有雅俗共赏这件事了。而所谓轰动的作品，自然包涵了普通人的认同。因为不懂，所以很难发出普通人喜欢的声音，所以一百年即将过去了，新诗一直就处于它转折时的状态，都没一点改变。

《繁星春水》是在我们处在混乱世界里产生的诗作，对于小诗来说，属实是开山立派的样子。当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让她偶然的出了名。但大家都注意一点：这些都不是单纯写给文学圈的，更不是写给以后的你我的，它是写给当是时贫弱且陷于国家那些灾难苦重的孩子们的。我想站在诗人的立场，这个做法从前是准确的，即便拿到现在也是应该的。我们诗人，不管在何时，都应该友善的，平静的面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这些，本来是诗人光耀门庭的功德，结果遭到好朋友的劝退。

当时去往国外的轮船上，梁实秋碰到了诗人冰心，进行了一次对于新诗历史来说，很重要的谈话。冰心从那时起，就转而去写散文了。也许，从写作历史看，冰心无疑比胡适等人更迟一些接触新诗，但她的成就却完全不同于早期诗人们的成就，胡适们还在开拓新诗疆域的时候，冰心早就以诗人的身份真正写出面向大众的成熟作品了。这个，真不是诗人圈子或者文学圈子说了算的事情，要大众说好，才可以定的。但从冰心转攻散文以后，现代新诗的套路（诗人写给诗人看的时代，冰心转离后，徐志摩开启了它）才明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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