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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发生的913事件,给我十六岁禁锢的大脑打开了一个洞。对于高高在上的神圣,开始有点怀疑,然而,真正学会独立思考,那是十七岁进报社以后的事情了。
“当时的报社,每周都有集体的政治学习”,我在坛子上也有过描述:
那时报社有政治学习每周一次雷打不动,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学习《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等,还有批林批孔的资料。《论语》就是那个时候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很好吗?怎么要批判呢?不懂。当时,有两本书让我震撼不已。一本是《赫鲁晓夫回忆录》,当看到那些被敬仰的革命家原来也是猥琐不堪蝇营狗苟,简直惊呆了,直到后来才明白,领袖也是人嘛!我估计“说大人则藐之”的脾气也是那个时候得来的。不信了,真的不信了。还有一本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开篇那段歌德对德国人民的评价令我至今不忘。
“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那时正是四人帮和周恩来激烈交锋,在报社听到的文件传达常常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谁是实事求是谁是胡搅蛮缠,心里是知道的,但是,不能说,更不能议论。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立场不同,所看到的就会不同。看到不好的问题,只能说明你的立场不对,思想有问题。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大家一样,只能说违心的话,久而久之,你就没有思想了,被洗脑了。老大哥无处不在,连你的睡梦都被监管起来了。
人要是没思想可能会很快活,有思想真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个时候常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还正经八倍学习原著经典,也交流各种观点看法。后来家长出面把我们驱逐出客厅,说五七年的右派就是这样形成的,胡说八道就被打成右派,全部拉到北大荒劳改!我们只好去露台讨论,随着讨论到文革好坏,讨论到伟大领袖的对错,四个人分成两派,每次聚会吵得不亦乐乎。
那是最痛苦的时候,绝不只是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封闭奴役比什么都痛苦。你发现了,你明白了,可是周围全是浑浑噩噩,(现在看来都是装的)就连家人也不敢说,不能说,憋死你了。一九七四年的初冬,我在上班路过北京路口,看到好多人聚集在骑楼下看大字报,标题是“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文笔犀利,矛头直指当下的文革领导者。十多张大字报看得让我回肠荡气热血沸腾。
“一个人的脑袋能够代表八亿人的脑袋吗”,呵呵,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真是无比畅快!那几天上班看下班也看,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我对老爸说,有这么个大字报,很精彩。他马上如临大敌,说你绝对不要去看,看了要中毒的,要出大问题的,全家都被连累! 常年的被运动,父亲被政治搞怕了。之前也发生过一件事,家里有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收听短波广播,于是,我定时就躲进厕所用它来收听伦敦台,这事终于被父亲发现了,他铁青着脸拿走收音机没说话。后来在饭桌上他讲了干校发生的一件事。在干校的集体宿舍里,有一个工程师忽然半夜大叫起来,好呀好呀地喊,一查问,他懂英语,那天从英语广播得知阿波罗登月了,忘情地欢呼。结果,以偷听敌台罪被关进了牛栏。
正如父亲预言,针对北京路的大字报,官方开始组织全面的批判了。报社有传达,说要用搞辩论会的方式进行反攻。我出席了市政府组织的那场“辩论会”,第一次看到李一哲的笔者之一李正天。他身穿黑衣,带着眼镜,一个秃脑门的文弱书生。他一发言就有数十人的声浪盖过去。最深印象的是一个人上去问,李正天你为什么说革命死了?你反动,台下马上应和,打倒反动派。李正天不紧不慢说,我的标题叫“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列宁说的。就在全场尴尬不堪的时候,一个文质彬彬学者模样的人上去给他抽了一记耳光,换得台下一片喝彩。
我实在看不下去,中途离场。我就想到歌德说的,作为个人,各个可爱,作为整体,真是可怜。
我的回忆是这样记录的:回到报社的宿舍很难受。正好在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悲观者沉吟叹息而勇者面向光明抬起他们纯净的眼睛”。
忽然泪流满面。我是勇者吗?我在寻觅什么呢?那一年,我正好是二十岁。
后注:建议学生上网找李一哲,有南都人物的采访李正天。当年给他平反的就是习仲勋。习书记说,我们做错了,我们改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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