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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苏轼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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