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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让酷评的幽灵永不再现 文学杂碎（续二十二）
作家需要别人实事求是地正确理解他的作品。评论者纵使不能成为作者的知音，至少也要尽量去理解作者的创作甘苦，可是有的评论者往往把已经习惯了的审美趣味的惰性当作评价作品的唯一准则。……而比这更糟的是不屑理解就硬以已经定型的标准率尔判定是非。我不知道评论者根据什么逻辑又有什么权力，可以把别人作品中的复杂人物性格按照自己所熟习的非此即彼的分类法去任意归类，把作品中的复杂思想感情强行纳入自己看人论事的简单划一的尺度去妄作解人，然后再把这种歪曲了原著精神实质纯属捕风捉影的主观臆断当作铁证，从而义形于色地进行无的放矢的指摘？……嬉笑怒骂虽然皆成文章，但是意在求胜却不应是批评的应有态度。 （王元化《让酷评的幽灵永不再现》）
如今，当我们终于明白报章杂志这类“公共空间”对我们自己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多么重要时，却发现要在这个“空间”发个言，极有可能就莫名其妙地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仿佛这个“空间”到处瞪着那些人格批评家的眼睛。那些人对于违背自己心意的一切东西都要横加指摘，仿佛批评一事就是党同伐异，不是一伙的事先就可以判定其错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在这个“空间”的生存权，并继而建立起对于他人的统治权。这种心态与鲁迅说过的，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实在本无二致。
奇怪的是，有些酷评家表面上什么都看不惯，似乎与整个世界不相符合，但同时又竭力追求自身的社会化，不惜媚俗以成为公众人物。除了自身利益，人们很难搞清楚这些酷评家的价值取向究竟何在。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这类酷评家实在只是作秀。当年闻一多批评老同学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也。”不幸的是，就我所见，当代酷评家竟能将此正取与逆取之二途和谐于一身，而且一般是先逆取以引起关注，再正取以求功名利禄加身。 （钱钢《酷评的幽灵何以猖狂》）
这几乎是一件关系到音调的事情：我们很难听信那些以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有些时代太复杂，太容易被互相矛盾的历史和知识经验震聋，以致很难细听健全的音调。健全变成妥协、退避、谎言。我们的时代有意识追求健康，却只相信生病的现实。我们相信的真理都是那些产生于受苦的真理。我们以作家受苦的程度，来衡量真理——而不是以与作家的言论相应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我们的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
也许某些时代并不需要真理，而是需要拓深对现实的感觉，扩大想象力的疆域。拿我来说，我就不怀疑健康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永远需要这种真理吗？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比对休息的需要强。一种扭曲的理念在知识上的冲击力可能大于真理；它可能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而精神的需要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平衡，但是真理的反面虽然不平衡，却不一定是谎言。 （苏珊·桑塔格《论西蒙娜·薇依（1963）》，黄灿然译）
那么，为什么写作？自从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已经再也没有了自负，会相信他还能改变世界，还能以自己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去催生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他只想成为一个简单的见证。请看在悖论的森林中这另一棵树吧。作家想成为见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窥视者。
行动，是作家最想做的事。行动，而不是见证。写作，想象，梦想，好让他的词语、他的虚构和他的梦干涉现实，改变人的精神和心灵，打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个声音提醒他说，那将是不可能的，词语就是词语，会被社会的风卷走，而梦只是一些奇幻的意象。有什么权利想要自己做得更好呢？真的应该由作家来寻找出路吗？ （勒·克莱齐奥《在悖论的森林中——诺贝尔奖受奖演说》，2008年12月7日。余中先译）
一位中国先哲曾说：“大学者、大文豪们曾生活于最为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年代，但他们也是人们曾见过的最友善、最开朗的人。”这个传奇故事中的老子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在何处停留，都始终在传播这种开朗与欢愉的氛围。他骑坐的公牛是欢快的，尽管它驮负着老者，这却并未妨碍它去愉快地享用新鲜草料。他的牧童是快活的，他坚持用干巴的言语来解释老子的贫穷：“他是位教书师傅。”身处关卡横木前的税吏是快乐的，正是这种快乐才激励他去高兴地询问老子的研究结果。如此一来，这位智者本人又怎么能不快乐，若他不快乐，他的智慧又有何用，毕竟，他是这样一个人：片刻之前还使他感到无比欣喜的山谷，在转过下一个弯路之后便已被他抛诸脑后；他不为未来感到担忧，或刚感到担忧，便立刻又忘了这忧愁。 （瓦尔特·本雅明《〈布莱希特作品评述〉》，见《无法扼杀的愉悦：文学与美学漫笔》，陈敏译）
让我们将名声、荣誉，以及使我们背负义务的一切职位统统推给别人。让我们在硕大无朋的锅上熬煎自己的迷乱、冲动的杂烩，以及永恒的奇迹——因为精神无时无刻不再创造奇迹。运动与变化是人类的精髓，僵化意味着死亡，顺从意味着死亡。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说话，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前言不搭后语，说最不着边际的话，追寻最奇异古怪的幻想，不论别人怎么做、怎么想，也不论别人怎么说。因为，生活是最要紧的，当然，秩序也很重要。 （伍尔夫《蒙田》，石云龙译）
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些人应该置身于不幸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满怀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在同辈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们平 庸无奇的生活，这些都赋予他们以某种辉煌，震慑心灵或者令人怜悯。我一直搜寻的就是这些具备某种能量的粒子，这些粒子微不足道，难以分辨，但他们的能量却很巨大。
不过，我们要想有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权力埋伏在那里，守候着这些生命，监视着它们，追踪它们，权力也会关注它们的抱怨和小打小闹，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或是因为有人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是因为权力想要干预，然后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者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辞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 （《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
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的工作，也以富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活所需之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至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个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辛波斯卡《诗人与世界——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陈黎、陈芬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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