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456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7 分钟。
残烛
文/石会文
去年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小镇，小镇原本是很繁华的，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小镇上的那条河，在流经长江的出口处，建了一座闸，从此小镇便日渐衰落。坊间流传，说是那座闸断了小镇的龙脉，这自然是迷信之说，其实是断了小镇的水运航行，倒是应了老祖宗的那句话：码头因水而兴。镇上有条老街，叫胜利街，想必是解放时命名的。胜利街原本是一条石板街，有点乌镇的范儿，可惜1958年被当作“四旧”给撬了，看着时下的水泥路，似乎都淡了许多老家的味道。老街上的房子几乎都不是五、六十年代的模样了，曾经的水乡古韵已荡然无存。只有一栋房子还保存着原样，只是破旧不堪、四门紧闭、无人居住。我突然记起，这房子不就是原来的良济诊所吗？一个名叫“良济婆婆”的女人开的私人诊所，半个世纪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啊，良济婆婆。”我不尽喃喃自语。镇上，几乎没有不认识良济婆婆的。我的家离良济诊所很近，在我念小学至初中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她的样子至今还能清晰的想起。那时，她六十左右，矮小身材，皮肤白皙，衣着时尚，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微笑总挂在脸上，透着一种让人敬重的慈祥与谦和，路遇熟人，哪怕是孩子们，她都会轻轻的摆摆手，点点头，笑容可掬，那种清雅溢着一股大家风范。她的诊所开在我一位表弟的姨妈家，所以，表弟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她的故事。
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后，她随丈夫周先生来到了老家小镇上。周先生在镇上开了一个西医诊所，叫良济诊所，良济也许是周先生的名，也许不是。周先生解放前病逝，她只身接手诊所，继续行医。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私人诊所，我一直都不明白，在那个年代里，为什么还允许它的存在，真有点得“政”独厚的味道。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镇上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去打听，都叫她良济婆婆，这一叫就是几十年，直到她去世。她哪里会知道，就是这个谜，给她带来了好大的灾难。她是一个基督教徒，小镇上没有教堂，便在家里读《圣经》，借以打发孤独。她开心的时候，不经意中也像孩子一样，哼哼歌曲，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孩子们听不懂，问她唱的什么歌，她笑而不答，反问孩子们：“好听吗？”以此岔开话题，她知道在那个年代是不能唱基督教歌曲的。她不小心犯了大禁了。良济诊所功能十分单一, 就是治治小外伤，小疱疖之类的小病，主要还是给生产的孕妇接生。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一年春节我吃多了，不消化，肚子疼，母亲去找她，她说把煮熟的鸡蛋黄包起来“擀”肚子，果然有效，当时我还在心里暗暗佩服，到底是武汉来的医生。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土方。镇上的人都知道她看病不是为了钱。她说，周先生留给她的财产，一辈子也吃不完。她行医更多的是行善济世。熟人找她看病是不收钱的，即使要收也只收一点点小钱。乡下的穷人来看病也是不收钱的，就凭这一点，她在镇上的口碑极好，她也许是在认真履行一个基督教徒的信条，也许是她与生俱来的慈善使然。听表弟讲，她是周先生的二房，生有三子一女。1948年初，他们都去了台湾，临走时，儿子要女儿来接她同往台湾，她拒绝了，选择了独自一人留在小镇上，从此母子两隔，遥遥无期，直到她去世也再没见到儿子、女儿一面。她为什么拒绝去台湾，而愿孤身一人留在大陆，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爱新社会、爱共产党。对她而言，这是一个痛苦、艰难而勇敢的决定，足见她的内心是多么纯净而强大。解放后在我们的国土上，经历了无数次伟大的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斗争，一浪接着一浪，她都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她的私人诊所也安然存在。她感激共产党没有为难她，庆幸自己留在大陆是对的，她从心里赞许共产党的大度仁怀，其情溢于言表。可她万万没想到，她终究没有躲过那场文革的腥风血雨。一封来自加拿大的信，更让她苦不堪言。
这封信是由当时的县政府转交给她的，信是她的长子所写，信上说了些什么，只有政府和她知道，想必也没有什么犯禁之语，不然这信也到不了她手上。信中还寄来了她儿子的一张照片，儿子站在一辆小车旁，后面是一栋华丽的别墅，看得出儿子混的不错，他们已从台湾移居加拿大了。
表弟告诉我，听她姨妈讲，她刚收到儿子照片时，足足看了半个小时，看着看着流出了泪水，她好想念他们。母亲对儿女的思念是没有一滴水份的，几十年了，是近亦忧，远亦忧，总是止不住盈泪尽满青衫。看着儿子的照片，一向少语的她，变得话也多了起来，有点像祥林嫂，逢人就讲儿子来信了，镇上好多人也替她高兴。
哎，仅仅一张照片，就满足了这位孤独老人的心怀。
可是，就是这封信，就是她不明的真实姓名，她终于被“揪”了出来。一夜之间，她从一位慈祥善良的长者，变成了世人可诛的反革命分子。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女人，一下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哪里说道理啊！她虽然知道这并非政府所为，但她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啊！其实她并不在乎人们定她什么分子，她在乎的是尊严，一个女人的尊严。她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却没有想到竟然拉她去游街。
她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居然还有一块沉沉的砖头吊在她的脖子上，压得她头垂到了膝盖，她拖着矮小的身躯，泪流满面，颤颤惊惊，步履蹒跚。我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看着她可怜的样子，心里刺痛。谁家没有母亲？谁家没有奶奶？人格无尚，尊严无价，将心比心，何忍加害！一个如此善良的老人，何罪之有？她在这个镇上，几十年来，没有罪孽，只有功德。这世上难道人性、良心真的泯灭？游街下来，她已精疲力竭了，回到家里，不吃不喝，只是流泪。她好无助，孤苦得连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肉体的折磨，她尚能忍受，最让她伤心的是心灵之痛，她一向自诩清雅，哪里容得野蛮对人格的践踏，那种凌辱令她生不如死，唯一能安慰她的只有表弟的姨妈。随后她被抄家了，抄家下来，她几乎一贫如洗，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就连藏在马桶里的钱也被搜出。周先生留给她的一切，都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她就连吃饭都没有了着落。她没想到一场文革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以此苟延垂暮。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一场文革让她身心俱碎，她愈发苍老垂迈，背也驼了。诊所关张，缸中无米，囊中无银，镇上每月发给他5元钱的生活费，聊以温饱，苦度残日。她常常搬一把竹椅坐在门前，望着天空默默不语，在她的眼里，天就是海，因为在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有她的孩子们，加拿大，在哪里？离别呀，一去经年，再会不知何年？无奈、无助，一声长叹，闭上双眼，浅笑安然。经历时光磨难的容颜，已失去了往日的秀雅清洁，但从骨子里依然能感受到她苍老中的古董般的光华，那是风干着她美好的曾经与往事。
1980年，她83岁，她终于倒下了，生活已无法自理，这时，镇上有一位叫黄素珍的大婶把她接进了家，照顾她的饮食起居，这一住就是4年，黄婶一家都是好人。一位普普通通卖早点的大婶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认识黄婶，每天上学都要从她手里接过发糕、馒头之类的早点。黄婶高高的个子，微胖的身材，言语不多，轻声慢语，透着徐娘半老的风韵。黄婶默默无闻，毫无所求，躬行着老家的博爱精神，让我肃然起敬，镇上的人没有不敬佩的，真是送人玫瑰，自留余香啊。1983年的一天早上，黄婶发现她已经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6岁，也算是高寿，只是晚年过得凄苦。
她看似走得十分安详，其实她一定是带着许多的遗憾与疑惑离开的，她的遗憾与疑惑也许在人们心中早有答案。
她活得很顽强，她的内心有一股强大不死的信念。人生百年，岁月匆匆，磨难何尝不是人生的一段经历。人哪，不过是蜉蝣于天地，何当缠眷，何计情愁，活着就是快意，苦难中依然眷恋人生，也是极难的。窗外阳光明媚，可只有丝丝一缕阳光照射在她冰冷僵硬的躯体上，这缕阳光是黄婶给的。
黄婶是唯一送走她的人，亲人何在？朋友何在？街坊何在？她走得有些苍寒与孤独，但愿大洋那边的孩子们有所感应才是，哪怕是一种遥寄梦里的追思。一个遗憾悲婉的故事，让我感受肝肠寸断的悲凉。良济婆婆啊，天国里，仍是一个好人。
作者简介：石会文，曾任湖北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省外管局副局长，华夏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现代文学作家》特约作家。退休闲遐偶有写作，在《长江文艺》、《荆楚报告》、《工，友》、《东南文艺》、《现代文学作家》等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等十余篇。在《人民日报》、《新华社通讯》、《经济日报》发表杂文、通迅十余篇。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出版经济专著两本。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小镇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