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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待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国归来后说他待在大夏时曾经看到过蜀郡出产的布帛，邛都的竹杖，让人询问这些东西的来历，回答的人说：“从东南边的身毒国弄来的，从这儿到那里的路途有数千里，可以和蜀地的商人做买卖。”有人听说邛地以西大约二千里处有个身毒国。
张骞乘机大谈大夏在汉朝西南方，仰慕中国，忧虑匈奴阻隔他们与中国的交通要道，假若能开通蜀地的道路，身毒国的路既方便又近，对汉朝有利无害。于是汉武帝就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让他们寻找捷径从西夷的西边出发，去寻找身毒国。他们到达滇国，滇王尝羌就留下了他们，并为他们派出十多批到西边去寻找道路的人。
过了一年多，寻路的人们全被昆明国所阻拦，没能通往身毒国。滇王同汉朝使者说道：“汉朝和我国相比，哪个大？”汉朝使者到达夜郎，夜郎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道路不通的缘故，各自以为自己是一州之主，不知道汉朝的广大。
《夜郎自大》，选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原文：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扩展资料
《西南夷列传》是一篇民族史传，记述了我国西南（包括今云南以及贵州、四川西部）地区在秦汉时代的许多部落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以及同汉王朝的关系，记述了汉朝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抚定西南夷的史实。
描述了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变国为郡，设官置吏的过程，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历史观念，表现了他的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有其进步意义。
文章头绪甚多，但结构安排却井然有条，前后映照，重点突出（主要写夜郎和滇），“文章之精密”，达到“无隙可蹈，无懈可击”的程度，有较高的艺术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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