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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还记得骑马与哈萨克牧马人一起穿越中亚天山山脉的情形。当时是四月末，一场暴风雪刚刚席卷了白雪皑皑的连绵山脉，阳光重新照耀大地，一道彩虹横跨在广阔而又平坦的平原上。平原上有许多苏维埃时期废弃的产业——破败不堪的灌溉渠，支离破碎的天然气管道，还有荒废的工厂。广阔的平原从北面的天山山脉脚下，一直延伸到下一个山脉卡拉套山的起点处。卡拉套山巍然耸立，直插云霄。水汽从我前面的灰点马狭窄的腰窝两侧，以及放在马背上的粗糙的帆布鞍囊上不断升腾。我的马鞍配有一块鲜艳光滑的天鹅绒坐垫，固定在一个船形的金属框架上，缰绳是编织而成的，马头两侧的颊革上绑着一些红色的碎布条。在穿越村庄和丘陵地带绿草茵茵、广阔平坦的平原时，这些马匹健步如飞，非常轻快。在跳跃草场上狭窄的溪流时，它们会做出酷似摇马玩具一样奇怪的跳跃动作。现在，道路情况变得崎岖不平，险境环生，我根本看不到一丁点车辙的痕迹，只能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马匹的行走路线。它们在四季常青的刺柏属植物生长的土墩间跃进跃出，在巨石的边缘擦身而过，滑下泥泞不堪的河岸以穿越因雨水而变得高涨的河流。有时候，我们的马也会打乱那些红腿石鸡的宁静生活，后者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锡玩具一样从刺柏丛中扑棱棱地蹿出来。 水滴从哈萨克牧马人的帽子边缘滴下，这种帽子的材料就像渔民所穿的油布长雨衣，帽子的前端弯曲向上，其中一边一路向下到达背部的脖子部位。它是由厚厚的毡制品制成，我们在山顶斜坡上看到的那些牧羊人的圆顶帐篷也是由这种材料制成的。绕过一处断崖，我们的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高原。在这里，有红褐色的贝母属植物、蓝鸢尾、藏红花，长有成片的蛇皮那样杂色叶子的郁金香，还有粉红色的观赏性樱桃，葱属植物，成片的紫罗兰、大茴香、紫堇属植物，垂吊状的名为“所罗门的封印”的花，叶子呈箭头状的黑海芋满山遍野，密密麻麻，简直比哈萨克人地毯上的针脚还要细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植物，而且能够说出它们各自的名字，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植物爱好者们通常会自己尝试种植这些植物，尝试说服它们告别天山山脉叶岩密布的斜坡，告别夏日里热得足以超出体温计承受极限的高温，以适应新地方的潮湿黏土，当然还有夏日里那阴云密布、细雨霏霏的生存环境。这些植物都是植物王国中色彩艳丽无法抗拒的超级明星。自从人类第一次看到它们之后，它们就注定要拥有一个比大自然为它们挑选的位于中亚一角的这个生存环境更加广阔的生存舞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随着欧洲大使进驻新的土耳其帝国首都，东方植物也由此被引入了欧洲，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由东方引入欧洲的植物数量几乎相当于过去两千年中引入数量总和的20倍。沿着昔日的丝绸之路——这条历史悠久的通商路线，东方的商品制造者将大量价值不菲的货物销给西芳的顾客。 当我的马挑剔地咀嚼着顶冰花和野玫瑰之间夹杂的嫩草时，我却在为其他事情忙个不停——那些行李托运车、鞍囊、手工制作的马具必须检查妥当，免得早晨出发时手忙脚乱。夜幕降临前，圆顶帐篷要马上搭好，还要赶紧架起熊熊火堆，吓退随时可能出现的熊或狼群。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些装置和设备，要想将植物从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原封不动地带走，就全靠它们了。这些植物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转运途中幸存下来，因为它们最重要的部分是鳞茎。一旦已经开花，植物就会通过鳞茎在夏季快速地摄取各种营养，然后在地下休养生息，覆盖在鳞茎上面的坚硬土壤有效地遮蔽了阳光。因此在蛰伏的这几个月里，鳞茎就算被携带到遥远的地区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密封完好的它们可以暂停生长。正如赋予这条古代通商路线名字的丝一样，鳞茎体积小，价值高，因此商人们为得到它们不惜冒很大的风险。 牧马人亚历山大刚刚一直在采集蘑菇和青紫色的食用伞菌，后者的凸出部分就像花丛中挺立的奶油色石头一样。突然，他指着一丛野生龙蒿旁的一堆新鲜粪便大叫：“附近有熊！”这头熊早餐吃的是杜松子，午餐享用的则是大黄。亚历山大认为这头熊肯定是在我们头顶的洞穴里过冬。洞穴外生长着一大片贝母，现在已经全部绽放。这种花在欧洲的园丁看来，应该是这一科中最罕见、最奇特，也是最难种植的一个种类，现在却成了“熊舍”前普普通通的花园装饰。这些贝母和荨麻一样长得密密麻麻，茎干上伸展出带有螺纹和白霜的叶子，叶子表面装饰有许多奇怪且令人心动的黄色钟形图案。 我的马穿过一大片黄色鸢尾地前去和亚历山大的马会合，马蹄下许多花被踩得乱七八糟。看着它们带有白边的宽阔叶子被踩得粉碎，我忍不住对它们表示抱歉。我以前在皇家植物园只见过一次这种花，它就长在一个黏土制成的器皿中，只有孤零零的一朵花，这是由英国唯一一位能够培育它开花的人种植的。“鸢尾！”我对亚历山大说道，亚历山大则马上用他那掺杂了一点儿俄语口音的哈萨克语回应我说：“当地人管鸢尾叫做乌克拉。”“鸢尾美人蕉？！”我随口说出了它的通用名称，与其说是想告诉亚历山大，倒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因为这是它的植物名和别名，也是它在哈萨克以外地区的通行证，只要脖子上挂着这个标签，它的“特殊身份”便无人不晓了哈萨克地区的鸢尾具有和其他在中亚生长的鸢尾截然不同的特征。“鸢尾美人蕉”这个名字是由法国分类学家埃利一阿贝尔‘卡里埃在1880年为其命名的他曾经在一位园丁的收藏中见过这种植物，随后在《园艺学评论》中第一次对其进行了介绍。此后这个名字便在西班牙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巴西人，甚至日本人等各色人种之间传递。自西欧中世纪时期以前，作为欧洲主要的书面语之一的拉丁语，起初一直和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及荷兰语平分秋色，然而自第一本草药书以拉丁语为植物命名时起，在随后的三百年里，这种模式日臻完善，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植物学语言。对此，世界各地凡是对植物感兴趣的人都能够理解。然而，标签对植物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数百万年来，植物只会对一些外部的刺激物，如光线、黑暗、温暖、寒冷、潮湿、干燥、马蹄的踩踏等等做出反应。亚历山大对此也不太感兴趣，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了扎尔巴克利——这座位于平原下面的小村子里，而且在我看来，他也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目前，亚历山大至少可以随口叫出这片山区80％的植物的通用名，而他所熟识的这些植物，各个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例如，当地人把梨称作“格鲁沙”，把荨麻称作“克拉皮瓦”，把郁金香称作“凯斯卡尔达克”。亚历山大采集的那些蘑菇，被当地人称作“西纳诺兹卡”，亚历山大在兜售这些蘑菇时也喜欢这么说，一来是为了向客人强调这些蘑菇是无毒的，二来作为一种美味佳肴，“西纳诺兹卡”早已名声广播，因此他能够以很高的价格将其卖给周边地区的人们。 但是，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植物在它们到达远离家园的异国他乡之后，又是怎样得到另外一种全新的、琅琅上口的当地通用名的呢？这些纤弱的植物先是经由商人之手被送到船长手中，而后再从旅行者到园丁，从外交家到贵族，从使节到僧侣，经由各式各样人群的传递之后，它们从中亚故乡千里迢迢迁居至比萨、帕多瓦、普罗旺斯、巴黎、莱顿，乃至伦敦。此时此刻，它们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惯用名。虽然没有了老“户籍”，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人们也必须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娇客们安排新的“身份”。许多植物在引入欧洲后都被当成药物使用，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增加药材商可用药物的范围，同时提升草药的效用。当时，绝大多数药物都是由草药它们通常被称为药草配制而成的，假设药物成分全都名副其实的话，这些新的药物成分有望提供新的治愈希望。一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取决于植物采集者区别不同植物种类的能力，它的经济价值则会随着药用价值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但是，一些药剂师担心草药经常会被那些更容易获得的植物鱼目混珠，而这正是托马斯·约翰逊和他的朋友们前往肯特郡采集植物的主要原因。托马斯等人计划前往英国不同地区采集植物，收集他们看到的各种野生植物标本，描述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已知用途。这次探寻只不过是一系列探险行动的开始，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尝试，药剂师们第一次将在英国生长的植物与它们应有的名称进行对号入座。 事实上，早在英国之前，给植物命名的工作就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展开。约翰逊开始这段旅程的想法和动机也是受了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影响，他的事迹令约翰逊大为鼓舞——这位年轻的意大利植物学家曾在1557年前往西比林山脉进行探险活动，这也是整个欧洲地区第一次旨在记录特定地区及当地植物群落的探险行动。当然，那时候的乌利塞并没有称自己是植物学家，植物学家这个名词是在这次探险行动结束一百多年之后才在出版物上出现的。植物研究与医学研究自始至终都紧密联系在一起。16世纪的药剂师、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各个都是植物栽种的高手，要想精通医理，就必须对各种草药的药性驾轻就熟。阿尔德罗万迪也曾专程到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向伟大的植物学家卢卡·吉尼虚心求教。因此，早在16世纪，植物学就已经成为泛欧陆地区知识与物资传播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神秘的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吞吐大量信息的交换平台，更是一道无形的网络，把那些希望对自然世界有更多了解的人网罗到一起。然而随着认知的不断深入，为了使庞杂的自然万物有序化，就必须建立一套命名体系。自然界的动植物除原有的拉丁名称外，还必须有一个常用名，这个常用名不仅要获得本国大多数研究者的一致同意，而且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与理解。为此，刚刚三十出头的阿尔德罗万迪和西班牙极具影响力的药剂师博加索建立了联系。同时他还与腓力二世时期驻马德里的教皇特使毕晓普·罗萨诺、巴塞罗那医生米孔·德威兹互递信息，和法国马林斯的植物园园主菲利普·布朗雄交换种子。1578年，皇冠贝母刚刚从东方传到欧洲，阿尔德罗万迪便送给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这位在普拉特里诺拥有一座著名花园的大公——一张绘有皇冠贝母的油画。 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能够被组织得井井有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植物命名系统。命名学的发展又和欧洲的学者以及他们的赞助人，还有贵族以及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网络系统紧密相连，所有这些人都是通过一种公共语言，也就是拉丁语进行交流的。当然，对自然认知的渴求只是部分原因，除此之外，药物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都是促使科学家们实现“将各种植物对号入座”的重要原因。人们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自然世界，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的、非宗教的因素逐渐超越了中世纪欧洲长期形成的宗教冥想模式。新时期的精神文化极大推动了古典学识的复兴、科学发现、地理探险等活动，同时充分发挥了人类大脑的潜力。艺术也挣脱了宗教的束缚。随着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思维模式的成熟，有关自然世界的研究和分类工作成为了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和关键的组成部分。14世纪的人们在实验研究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严酷的冬天、食物匮乏、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等。作为15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特征，实验研究标志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植物学家、草药医生、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往来于欧亚两个大陆的外交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紧密关系。威尼斯大使安德烈亚·纳瓦格罗曾骑马在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两地之间旅行，对当地阿拉伯农民种植的各种庄稼做了详尽的记录。贵族安东尼奥’米歇尔于1510年出生于威尼斯，他在威尼斯的特雷维索岛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米歇尔曾收到过驻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威尼斯大使送来的植物，他与达尔马提亚、克里特岛以及黎凡特等地区一直保持着联系，和那些与威尼斯有生意往来的法国、德国及佛兰德商人的关系也很密切。由于欧洲的许多贸易往来都要通过意大利的港口，也就难怪意大利在探索植物世界序列的过程中走在前列了。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学者们将最新的资讯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这些信息甚至传递到偏远的北欧地区，于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普罗旺斯、巴黎、莱顿和伦敦就被这样一条条无形的信息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印刷术的发明对知识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1454年，在美因茨出版的由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发的《赎罪券》就是利用这种新工艺生产的第一套印刷品。在此之前，信息只是一种个人资产或者财富，只能按照信息所有者的意愿，通过口头或者书信的方式进行传播，每个掌握信息的人在将它传递给其他人之前都可以添加或者删减内容。印刷书籍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信息接收的途径，把相同的信息传递给所有人。印刷书或许不是信息传递的最佳方式，但它的出现成为历史进程中的新起点，自此以后，人们为阐明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得以继续。 最早出版的植物书是一本德语版的草药书，是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的三十年间出版发行的。但是第一本植物学畅销书，新版的、热销整个欧洲的草药书则是奥托‘布伦费尔斯于1530年所著的《本草图谱》。布伦费尔斯本是一名加尔都西会的教士，后来成了路德教会的教师同时他也是伯尔尼的医生。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关键不在于它的内容，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植物学之父——狄奥弗拉斯图和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季斯撰写的古典文本拼凑而成的。这本书的木刻印版由雕刻师汉斯‘魏迪兹独立完成的。与布伦费尔斯不同，魏迪兹不是一个复制者，书中的所有药草都是他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样子画出来的。他创造了第一批植物印刷图像，其中包括睡莲、荨麻、车前草、欧龙牙草、马鞭草、白屈菜、琉璃苣、白头翁和麟凤兰花等，这些花在整个欧洲都可以被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说，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为欧洲植物学的发展铺平道路的是艺术家，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作家。 魏迪兹的榜样和老师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丢勒曾经写道：“受自然的引导，不要丢掉这点，别指望自己抛开自然的引导还可以做得更好。你将会被引入歧途，因为真正的艺术就隐藏在自然之中，而且只有能够将它画下来的人才能拥有它。”对花卉的研究是对自然世界里那些令人惊奇的现实的快照，这些“照片”全都是在田问地头里直接拍摄的，所有植物的每个细节都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如报舂花波浪状的叶子，耧斗菜角状的花冠。但魏迪兹对此提出疑义，他认为描述的这些自然特征并不符合植物学的种属分类规律。此时此刻，在意大利，莱奥纳多·达·芬奇已经开始利用各类植物的不同肌理进行艺术创作。他曾尝试在不用木料，不用雕刻的方式，创造出木刻画的效果。比如，他曾将点燃的蜡烛置于树叶下方，火焰的不完全燃烧，会在叶子表面离析出一层碳颗粒，而后他把这些“碳叶”压在纸张之间，由此制造出一张张叶脉拷贝图，将复杂的叶脉构造呈现在观众眼前。达·芬奇所著的《论绘画》一书的第六章就是对植物，包括植物的根茎、枝干、树皮、花朵和叶子等部位的研究。 在艺术家的帮助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和自然学家们踏上了一条为植物命名的漫长跋涉之路。在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植物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因为被巴黎大学拒之门外，并被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他的十字东征行动驱逐出安特卫普市的新教徒们变得愤愤不平。他们发现自己在英国处于错误的宗教阵营，于是聚集到法国南部蒙波利埃的著名医学院相互交换信息，随后又在北欧建立了新的中心。20万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在瑞士、德国、英国和荷兰定居下来，这些人在佛兰德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知识渊博、极有天赋的栽培者和园丁的地位。这场宗教迫害行动也带来了一些进步，因为随着大批移民涌向欧洲，他们将更多有关植物的信息带到了那里，随之诞生了巨大的知识网络。像法国苗圃主人皮埃尔·贝隆这样的企业家从欧洲以外的地区带来了大量信息。1546到1548年之间，贝隆生活在黎凡特，出版了有关他的旅行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更加激起了欧洲园丁拥有这些奇特植物的欲望。 但是，随着每一波来自国外的植物的引入，挑选、描述以及将所有植物纳入理性命名系统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当各种各样的植物开始从美洲新建立的土地上涌入时，这项任务变得越来越急迫。西班牙人尼古拉斯‘莫纳德斯是第一个介绍那些生长在地图上没有明确标记的土地上的各种植物的人。1577年，他的书被翻译成了英文版本，名字为《来自新大陆的好消息》，其中介绍了许多新奇的事物，比如向日葵和烟草。给植物命名的工作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狄奥弗拉斯图时期就已经陆续展开，并且占据了欧洲许多杰出人士的重要精力。您下面读到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文摘 插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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