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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延安（资料照片）
邓小平在延安（资料照片）
一月一省吾身
彭德怀一生襟怀坦白，待人处事光明磊落，从不争功诿过，文过饰非。他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比起批评别人来，更令人感动。他常说：“在某种意义上讲，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古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究竟做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一个古人都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比古人高明些吧！我们能不能做到一日一省，一周一省，半月或一月一省呢？我是一月一省吾身。不管工作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认真地检讨一番，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
1948年2月28日至29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正确指挥下，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在瓦子街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歼敌2.4万人的巨大胜利。对于这次战斗，彭德怀很是满意。在从前线阵地回指挥所的路上，彭德怀一向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一边哼着湖南小调，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把皮带往左手掌上一打，自言自语地说：“彭德怀啊，可不敢骄傲，不敢骄傲啊！”
在西府战役中，我军有的部队打得不太顺手，遭受了一些损失。彭德怀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的会议上，首先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学的马列主义哪里去了？怎么只看到胡马（胡宗南、马鸿逵）两家有矛盾的一面，却忽视了胡马两家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性。嘿嘿！我们在看问题上，就不像毛主席那样辩证，还要好好地学啊！”
彭德怀一生戎马倥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卓越功勋，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始终对党一片忠心。他善于学习，勇于反思，敢于担当，严以律己的精神风范，折射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可贵的革命品质。
“我很愿意低头”
1946年8月初，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担任攻占泗县县城的任务。在这次战斗中，首先，我军准备不充分，八师从陇海路冒雨行军五天到达泗县以北，中间只隔一天的停歇时间就投入了战斗。其次，天时不利。连日大雨，平地一片汪洋，公路水深没膝，许多弹药被雨水打湿，原来已经干涸的护城河突然积水很深，给部队战斗造成了很大困难。再次，敌人兵力较强。泗县城守敌一七二师是白崇禧的桂系主力，善于据点守备，而我军在攻城阻援的兵力部署上比较分散，加之部队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新环境中，战术水平不能很快发挥出来。最后结果是，虽经广大战士英勇奋战三昼夜，歼敌三千多，但我军伤亡同样惨重，泗县城也没有攻下来。
泗县战斗失利以后，八师干部和战士普遍存在失望和埋怨的情绪，有的说：“八师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没想到丢人丢到这里来了。”有的说：“过去说咱八师是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不到关口不放出去，这下再用不着表扬啦！”就在部队士气受到很大挫伤、干部战士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给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信。
在信中，陈毅以战区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承担了这次作战失利的一切责任，他就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向广大指战员作了高姿态的自我批评。他在信中说：“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如前所述，泗县战斗的失利，是由主、客观多种因素造成的，决不能由陈毅一人来承担责任。陈毅这样严于责己，以实际行动告诉八师广大干部战士，在失败以后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将吃败仗后的消极情绪转化为打胜仗的积极准备，才能够经受住考验。陈毅在信中说：“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使失败时亦如此。”他的这些话，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照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同时也使八师广大指战员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在陈毅的带动下，八师将士的怨气很快消解了，并纷纷作了自我批评：不怨上，不怪下，认真从自己身上查找问题，不仅增强了八师内外的团结，更重要的是真正总结出了符合实际作战的宝贵经验教训。
陈毅的自我批评，既真诚坦率，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又积极乐观，高瞻远瞩，充满了对前途和胜利的强大信心。他从不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也从不把自己看得一团糟，相反，他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善于从不利形势下找出有利因素，把失利的检讨变成胜利的动员。他在信中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同事，不抱怨下属，不推卸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对自己也仍然相信能够搞好。”历史证明，陈毅对自己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善于从失利中看到胜利，在挫折中看到光明，不争功、不诿过，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陈毅所写的这封亲笔信，既表现了陈毅在挫折面前严于责己，主动承担一切责任的坚强党性，又表现了共产党人在暂时失利时，高瞻远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和善于进行自我改造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谢觉哉的《六十自讼》
1943年5月1日，谢觉哉写了一篇题为《六十自讼》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谢老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对自己的长短得失作了严肃认真的剖析，并对未来的岁月表达了乐观进取的精神。整篇日记感情真挚，文字质朴，使一位老革命家的高尚品质和宽广胸怀，跃然纸上。谢老在《六十自讼》中写道：
时间过得真快，从出生到现在，马马虎虎有六十年了！
站在今天的我，来检查我过去的六十年，很荣幸，也很惭愧。荣幸的是生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由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性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居然没落伍，赶上了历史，做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
如何又说很惭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众，依靠参加革命的各个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我具有中等资质，但学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学问呢，不仅没有实际知识，就是旧学问，也是东涂西抹，没有系统；事业呢，没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这还是说我入党以前。惭愧的是入党将十八年。有充分的时间和丰富的事实，有党的光辉的主义与领导，应该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志说：“我以前自以为差不多，自以为阶级立场稳定，整风以来，才知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我以前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思想上入党，还是近二三年的事。”这话我很有同感。当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赞扬的所在。而是说，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贡献的却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要大些。
成就是没有一定尺度的，就个人的知识、智力、时间而定，各人尽其知识、智力、时间的可能，自然也不会满足其成就。因为一满足就会停止，甚至后退。我之自愧，是说未尽到我的可能，周循软弱，自足的晴影，屏除未尽。
“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这就是我今后的打算。
谢觉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而他在《六十自讼》中表现出的磊落情怀和自省、自醒、自警、自励品格，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句延安时期人们向他祝寿时赠送的诗句，正是他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邓政委“追牛”
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开辟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12月29日，政委邓小平路过商南黑河村时，住在了一个老乡家。这位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政委问这位老乡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从他们家抢走的，解放军在打土匪的过程中，土匪把牛扔下逃跑了，所以牛让解放军给拾到了。可是，等这位老乡想去部队认领他的牛时，部队已经走远了。邓政委听后便答应这位老乡一定调查此事并“追回”他的牛。
第二天，邓政委翻过九峰尖大山，来到金寨县地区，宿营时遇到了在这儿开辟工作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恰巧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头牛。邓政委马上把工作组的负责人陈科长找来，叫他们立即把牛送还老乡，并批评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哪儿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并且说：“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像是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因此你们要时时刻刻、处处注意自己的行动。”
两天以后，邓政委又亲自向有关同志询问那位陈科长是否把牛送还老乡，后得知陈科长已经把牛亲自送还了老乡，并且当面向老乡道了歉，邓政委这才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
群众利益无小事。邓小平为老百姓“追牛”，看似一件小事，但却反映出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正是共产党人始终把群众利益装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才使得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言：“破坏纪律，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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