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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风清》一书是《曾经风雅》、《民国风景》的续篇,是张昌华先生“文化名人的背影”随笔丛书的第三本。这本书记述了民国以来23位文化名人的传奇人生,分别是马寅初、吕碧城、翁文灏、张治中、袁克文、蒋廷黻、茅以升、溥儒、张伯驹、孙立人、施士元、季羡林、张充和、王世襄、廖冰兄、杨宪益、黄裳、吕恩、刘绍唐、夏志清、余光中、顾正秋、余大雄。他们或始终躬耕学术,或跨界政学,或为传奇将领,或享誉艺界。
不畏强权、敢说真话者为数不少
这些文化名人的人生之所以称为传奇,是因为经历了重大时代变革,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其人表现出一贯的气度———有的人经历了特殊政治时期的冲击,依旧不改直言本色,并不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有的人因缘际会步入政界,却不改学人直率,拒绝矫饰以媚权贵;还有人毕生从事文化教育,本性为人,恬淡为生,不为时局物欲所妄动,显真名士风采。更重要的是,这些风采,是很难从当今爆得大名的某些文化界名流身上看到的,后者们散发出的多是官气、文痞气和铜臭气,让风采、风骨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这不得不令人叹息。
《故人风清》开篇介绍的第一位传主是马寅初先生。马先生曾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那就更难了……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抗战时,马寅初多次在国民政府会议、文化节活动现场,痛斥蒋介石政府的财长孔祥熙政策上造成财政混乱、通货膨胀,要求查处利用内幕消息优势从事外汇投机而大发国难财的孔宋家族,建议向发国难财者们征收“临时财产税”。这为马寅初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其获释后还遭国民党政府打压,以至陷入“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的生活无着困境。即便如此,他此后也仍未改“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本色,不畏强权,敢说真话。印证马先生人品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因《新人口论》,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倒,但“北大并没有像别的运动那样,揪出一个集团,只涉及‘单身匹马’的马老一人,这不得不归功于马老”,因为“马老以大无畏的精神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没有牵连到任何人,保护了同事”。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翁文灏和张治中,始终不改为人本色,敢于仗义执言,甚至呆板执拗。《故人风清》记述道,地质学家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千方百计推动民国战时经济的发展,要求国民政府将一切权力、财力交给国家,要求当局要人在港沪等外国势力下所置私产悉数自行变卖,要求官员就职时宣誓“不引用私人,不枉费公帑”并甘愿接受违约重惩。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从政多年,以清廉著名,被公认为“问心自度无私欲”,在辞去公职后,居然陷入无从维持家计的窘境,这也是当今政学跨界明星们所不能比拟的。和平将军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惯常对蒋直谏,不愿领兵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致信毛泽东、周恩来,为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许多人辩护。袁世凯二公子是真名士,也是大凡人
袁克文、张伯驹等民国公子,则是书中又一道风景。如《故人风清》作者张昌华所言,“他们的身世显赫自不待说,而命途的坎坷、结局的黯淡,似乎差不多”。袁世凯第二子袁克文,钟情于与文友们对酒当歌,也醉心于裙钗胭脂,还好收藏,不惜千金,其风度与魏晋名士无二;《故人风清》书中指出,他是真名士,也是大凡人,一生不改纨绔子弟挥金如土的陋习。同被列为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曾倾家荡产收藏从清宫、旧官僚贵族家庭流出的文物珍品,甚至卖掉故宅和妻子陪嫁的首饰,并将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这一壮举可谓空前绝后。但在张伯驹晚年病危时(1982年),却因行政级别不够,不能住进北大医院的小病房,得不到周到有效的疗治,很快逝世。张伯驹认为,自己将收藏捐献给在故宫博物院,令他放心,“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奈终吾夙愿”,他一定想不到,故宫博物院会在几十年后曝出大量文物破坏和外流的丑闻。(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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