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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两次发火2014 07 17来源： 中工网——《陕西工人报》分享到：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总理已经逝世二十多年，那孩子如果还活着，也应当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一样永远记着这一幕。
1978年初，我的右派分子问题还没有改正，但是气氛已经缓和了。外交部的老同志不知怎么想起了我这个在50年代常给他们干活的人，把我拉去为他们写纪念总理的文章。我把这一幕没有人提起过的场景写了进去，为的是想说明总理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以为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能表明总理的人性美了。这篇名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文章完稿以后，部领导几乎没有什么修改就以“外交部学习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可就是把这一段删了去。根据我也干过十年“刀笔吏”的经验，理由不用问也知道，因为他违反了“外事纪律”：不能得罪“友好国家”，而巴基斯坦正是友好国家。其实，1956年12月23日上午，随同周总理参观的摄影记者们，不论是中国的，巴基斯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已把这一幕拍入历史了。
第二件事与我个人有关系，发生在1954年7月21日，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好不容易，日内瓦会议开了三个月。第一阶段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讨论了两个月，无结果而终；第二阶段总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达成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
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任务就是负责会议，因此每逢开会就随团进入会场去听会。可是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宣言，总理嘱咐我不要去会场了，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修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
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料总理“所托非人”。我这个人办事一般来说，还算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天性不能细致严密，因为马虎或者糊涂或者一时慌神而出错，在我是常事。别墅楼上，现在只有我一个。我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看看窗外花园里极美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一直等到总理率代表团回来，我才回到自己住的日内瓦湖边的旅馆去，过了10点就上床睡觉了。
不料到了夜里12点左右，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是总理的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的。她说：“你快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我大吃一惊，赶快赶到别墅，心想不知犯什么大错误了。等我赶到别墅，陈浩告诉我：“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等着你哩！《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
我仔细地回忆，才想起大概是打在极薄的打字机纸上的原稿，在被我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有的竟被风吹走了，因为我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我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总理卧室，看他似乎还有余怒未平，就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他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去补救，北京还等着呢。”我去看了总理亲笔写的电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我，只说他自己“应负失察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那天晚上，感谢陈家康同志陪着我把最后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细细重新校订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些错误（家康同志是懂法文的），最后发回北京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校订定稿以后，家康自己去睡觉了，我则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又誊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给总理。总理一句话也没有说，叫我交给李代表。李克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不严密的毛病，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回到北京后，人家告诉我，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我自以为受过良好的公民教育，料定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了。我也绝无逃避的意思，准备被起诉，坐牢半年或者三个月。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绝无怨言，总理都自请处分了嘛。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总理又叫我随同他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到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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