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1846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4 分钟。
她叫苏娟，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今年2月，加入贵州第四批援鄂医疗队，赴鄂州抗“疫”。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贵州共有6名医护人员获先进个人殊荣，苏娟就是六人之一。
贵州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苏娟
和死神抢生命
在苏娟看来，自己10年来所工作的ICU，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她将这项工作喻为“和死神抢生命”。
2月17日，苏娟被安排到鄂州市中心医院10楼重症监护病区工作。8张床位，住的都是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
尽管去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却觉得，生与死的界限在这里更加模糊。
苏娟说，没能“抢回”患者，是让她感到最心碎的事。
“一位60多岁的患者，来的时候还很清醒。”苏娟说，但不久病情加重，插管治疗，声带因此不能发声。旁边的手机一直响，苏娟代为接听，并安慰其家属：“我们一定尽力照顾，他会好起来的。”
“可是，他没有好起来。”和以往的抢救无效有别，新冠肺炎的死亡“来得太快”，苏娟难过得想哭，却只能憋住眼泪，然后，继续护理其他患者。
“苏娟去鄂州的前两周，发了几次信息给我说有患者走了。”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谭旭宏在贵阳也感受到了苏娟的挫败感，“看到患者离世却束手无策，她一度怀疑ICU存在的意义，只得尽量自我调节。”
苏娟称，自我调节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要不断向自己强调“要镇定，要稳住，还有其他患者需要我。”慢慢的，她的心理负担才逐渐减轻。
像陀螺般旋转
苏娟用“陀螺”形容进入病区工作的自己：“停不下来，一直高速旋转”。
和对待普通患者不同，危重型患者的治疗24小时不能间断，随时都可能需要抢救，这意味着会更辛苦。
“最辛苦的应该是穿着防护服吧。”苏娟笑着回忆，三级防护服太厚，手套也戴了两层，触感降低了不少，为患者静脉注射全凭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还好，技术没有差到给患者多扎两针。”
为防止护目镜起雾，医护人员们尝试了涂抹洗洁精等多种方法，但长时间在“被密封”的状态里忙碌，人体总会有汗液渗出。镜片模糊了，她只得借残余的光感和对环境的熟悉走到窗边，等着雾气在相对偏冷的环境中消散。
在这里，她不仅是护士，还是护工、清洁工。
危重型病患需要很多氧气，一个100多斤的氧气瓶，最多只够一位患者用3个小时。而情绪焦躁的患者，则最多用两个小时。一个夜班5小时，她和两个同事就要借助小推车搬运16个氧气瓶。
所有与患者直接接触的东西，都是医疗垃圾。一个垃圾袋装满四分之三，就必须收走，鹅颈式的包扎，套一个袋子，再次扎紧。每袋垃圾还要贴上标签、喷洒消毒液，运往固定的地方。
……
苏娟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喝水：“一口气，两瓶矿泉水。”
回到酒店，苏娟常常还延续着工作时的高度戒备状态，睡着了也会被惊醒。
一旦手无意中碰到脸，她就警觉起来，担心被感染。她解释，危重型患者大都需要插管帮助呼吸，而这时呼吸道会喷射出大量病毒气溶胶，“病区内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病毒气溶胶，即使佩戴面罩和护目镜，手也不能碰到脸部。”
与两个“敌人”斗争
在重症病区，苏娟需要面对的“敌人”有两个。一是新冠病毒，她在CT片上大面积的白色阴影认识了它；另一个则存在于患者内心，透过微微起雾的护目镜与面罩，她读出了他们眼神中的焦躁不安，以及只言片语中的恐惧绝望。
患者缺氧后产生窒息感，更会让他们抑制不住地烦躁。
医护人员通常会对呼吸困难的患者进行辅助吸氧治疗，但一转身，有些患者还是会扯掉呼吸机。
“意识清醒的患者多半都是如此。他们觉得难受，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苏娟很发愁，比插管更难的，是劝导。
情绪上的安抚很重要，也很难。苏娟和同事们像哄小孩子一样地哄患者：“我知道你很难受，这是因为缺氧导致的，但请您配合我们，氧气足了，就不会难受了，听话，好不好？”
每每让苏娟心情好起来的，是危重型患者转向轻型。
印象最深的是一名50多岁的危重型患者，不吸氧时，血氧饱和度不到70正常值在95以上。“她没有基础病，也很配合，在这呆了3天就出去了。”下班后，苏娟和同事专门去轻型病区探望，那位患者的状态恢复得很好。
鄂州日渐减少的确诊病例、越来越多的出院人数，都让苏娟的心情变得明媚。
3月2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贵阳某酒店休整的苏娟。她说，她在24日返程的路上，看到鄂州已绿意重重春意渐浓，她看到了希望在向鄂州大步走来。
编辑：黄桂花
审签：陈永堂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打赢两场战役群英谱她是死神的对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