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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Bodde）在对《史记》卷87《李斯传》及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卷85《吕不韦列传》、卷86《刺客列传》进行译注的基础上撰著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这两部著作，由此开启了译介《史记》之先河。继他之后，基尔曼（FrankA.Kierman）为探究司马迁的史学态度，选译了《史记》卷80－83即《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四卷。①在对《史记》进行选译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曾先后两次对《史记》进行大规模的整体性英译。本文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美国这两次英译《史记》的具体情况进行梳理，进而评说《史记》英译本的影响及英译《史记》的意义。限于学识和笔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一、华兹生与《史记》的英译
华兹生（BurtonWatson）与《史记》的结缘，始于他的硕士论文选题。1950年秋，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华兹生在富路特（L.G.Goodrich）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目录学。学完《古今图书集成》后，他决定去查阅“游侠”这个令他感到好奇的术语。后来，他在一部百科全书中查到了《史记》和《汉书》中有关于“游侠”的章节，因此他决定以“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作用”为题撰写硕士论文。拿到硕士学位后，由于没有基金继续支持他攻读博士学位，华兹生接受了在同志社大学DoshishaUniversity教授英语，同时担任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吉川幸次郎（YoshikawaKojiro）教授研究助手的工作。在京都大学期间，华兹生为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Bary）主编的《中国传统之本源》（Sources of ChineseTradition）一书撰写了汉代思想一章。这使他得以更深入的钻研《史记》其他篇章。在与导师吉川幸次朗联合完成《文心雕龙》的翻译，并以翻译《颜氏家训》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资助后，华兹生改变了他的想法。在获得福特基金会批准后，他开始将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作为他的底本，更为认真地阅读《史记》。1955年初，他完成了有关司马迁的论文初稿；并于那年暑期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一年来更为深入研究，华兹生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华兹生的博士论文以《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为题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华兹生回到日本京都，但此时的他非常渴望从事《史记》的部分翻译工作。当时，狄百瑞教授有意将这一翻译纳入其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项目，于是建议华兹生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卡廷研究基金。在获得卡廷基金资助后，华兹生于1956年秋季离开京都，开始《史记》翻译工作。〔1〕pp.199 206
自1956年后近四十年，华兹生全身心投入于《史记》的翻译工作。到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便出版了由华兹生英译的两卷本《史记》译本。这两卷《史记》译本，主要包括《史记》共65卷的译文，其中56卷是全文翻译，9卷是节译，选材范围主要集中在汉朝〔2〕。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另一个译本，该书是从1961年版本中选出与汉朝相关的13卷译文和一个节选译文，然后又增加了5卷译文合成的，内容涉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如《伯夷叔齐列传》、《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等〔3〕。1993年，华兹生于1961年出版的《史记》译本的修订本《史记·汉朝》，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把1961年版中韦式地名、人名注音换成了现代汉语拼音，并对部分译文给予了更正〔4〕。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华兹生新译的《史记：秦朝》，包括《史记》卷5《秦本纪》、卷6《秦始皇本纪》、卷15《六国年表》、卷68《商君列传》、卷71《樗里子甘茂列传》、卷73《白起王剪列传》、卷79《范睢蔡泽列传》、卷85《吕不韦列传》、卷88《蒙恬列传》和卷126《滑稽列传》〔5〕。到目前为止，华兹生已经翻译了《史记》130卷中的80卷，他的译本是《史记》已经出版的译本中最为完整的英文译本。华兹生的《史记》译本，主要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关注的是《史记》的文学性，故选译的多是能体现《史记》文学风采的卷章，翻译时采用的是自由性翻译并尽可能少用注释以使译文流畅具有可读性。正如华兹生晚年回忆时所说，“我对《史记》的兴趣一直以来主要是文学方面，我认为我已将《史记》中绝大部分富有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部分翻译出来”；“翻译《史记》的方法，采用的是完全为德效骞教授在翻译三卷本《汉书》时所拒绝接受的方法。由于年青时的偏狭，我被那种极为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所激怒，这显然冒犯了班固作品中那种高贵的气质，也破坏了英语的精髓所在。……我决定将介绍性部分和注释压缩至最低限度，将尽可能的空间用于翻译司马迁自己的话。”〔1〕p.202华兹生以这种方法英译《史记》在当时的汉学界引起了不小争议。正如杨联升所说，“这是否是一种理想的实践当然值得公开讨论。”〔6〕p.212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对以这种方法英译《史记》表示欢迎。何炳棣在发表于《太平洋事务》上的书评中评价道，“作为一名翻译者，华兹生最打动我的品格是他对古老陈旧的汉代文学风格所抱有的理解和同情态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的翻译大体上具有可信赖性和可读性。”〔7〕pp.171 172杨联升在《哈佛亚洲学报》上撰写书评认为，“这两卷具有高度可读性的翻译，为理解和欣赏古代中国的一部主要历史著作作出了值得欢迎的贡献。”〔6〕p.212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这样评价华兹生英译的《史记》，“总体上，华兹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的《史记》译本即可靠又可读” 〔8〕p.145；在张磊夫（Rafede Crespigny）看来，正是华兹生这种“最少注释的文学方法”，使得“西方普通读者得以欣赏到古代中国知识。”〔9〕p.596
然而，顾传习（C.S.Goodrich）认为，华兹生英译《史记》时“尽可能避免注释”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译介诸如《史记》这样的任何一部古代文献时，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提供解释说明。”〔10〕pp.191 192对于华兹生尝试用现代英语对《史记》作自由而流畅的翻译，顾传习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基于对原著的同情式理解，并不能使普通读者对公元前100年中国文明有更透彻的理解。虚假的现代表达的每一次出现，所带来的是对原著更难以理解或是对原著真实表述更为陌生。”〔10〕p.198在顾传习看来，“如果我们在翻译中只是选择译介的事件将立即能被理解从而因此可读的话，那么我们将局限于自己所定义的语言环境中；只能以我们自己的字面意义上复制荷马，司马迁也同样如此。在翻译古代或异国著作时，当务之急是在本国现代语言内的可读性，这是有问题的。这样做，我将忽略了显而易见即将到来的任务，即翻译古代历史学家事实上对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说了什么。如果我们愿意让最简单明了的本国现代语来限制我们对古代人理解，那么我们会毁伤我们所应翻译的地方，并且使我们自己因为它而成为更为贫乏的可怜者。”〔10〕p.200概而言之，在顾传习看来，“华兹生的翻译，……没有严谨充分利用汉学学识，也没有对其作出贡献；在风格和用语措辞方面，翻译似乎与原文背道而弛；偶尔有所注释，却极少传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基于所有这些方面，这项工作可被认为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10〕p.202德效骞对于华兹生英译的《史记》亦如是批评，“华兹生对原文作自由性翻译，这通常能呈现其意义但并非总能准确表达中文的意思。……华兹生在这两卷翻译中所做的，无疑值得称赞。然而，读者需要警惕的是，华兹生的翻译太过于望文生义。”〔11〕pp.205 207客观而言，华兹生以流畅而娴熟的英语译介《史记》中具有文学性的卷章，不仅有助于展现《史记》的文学风采，更为重要的是使《史记》得以走入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但在缺乏具有学术性注释的《史记》英译本情况下，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尽可能避免注释”似有不妥。多年以后，华兹生在回顾其所从事的《史记》翻译时亦如是坦承道，“在我自己对《史记》和《汉书》的翻译中，我尝试关注著作的文学吸引力，将注释降到最低限度，并以尽力翻译数量庞大的材料来代替。由于在这样的翻译中，著名的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可为普通英语读者所利用，因此对我而言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司马迁和班固似乎是合理的。我缺乏考虑的地方在于，用英语对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进行‘大众化’翻译是可接受的，因为有关此类著作的学术性且具厚重性的注释翻译已经存在，英语读者可从中搜寻更为详细的资料以为参考；然而这样一种过程并不适合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著作。”〔12〕p.36二、倪豪士与《史记》的英译
继华兹生之后，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着手《史记》的英译则是美国汉学界对《史记》的第二次整体性翻译。从1970年代就开始从事《史记》研究的倪豪士，有感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记》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完整西文译本。故此他相继与郑再发、RobertReynolds、陈照明、吕宗力组成翻译团体，于1989年计划翻译《史记》中既没有为沙畹也没有为华兹生所翻译的30卷 。在获得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提供的资金资助以及来自众多学者的鼓励后，他们开始了翻译初稿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史记》应该被完整阅读，没有完整的翻译将误导西方读者，他们于1991年决定尝试完整翻译《史记》。〔13〕（Introduction）按照计划，工作完成时，整部《史记》的英译本将达到9卷。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先后出版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1995）、《史记·汉以前的列传》（1995）、《史记·汉本纪》（2002）、《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记·汉代的列传（上）》（2008）等五卷。
由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13〕（xviii,iii iv.）基于此，他们一方面对译本的体例结构进行精心设计：译本保留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译本结构为对中外专家的致谢、序言、使用说明、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在译文的页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面，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该卷已有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及《汉书》的比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另一方面，他们对其工作程序亦作了特别安排：先由参加成员事先准备翻译草稿，然后由其他成员写出书面评论，最终提交团体反复讨论；其中有些篇章还邀请团队之外的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评论。〔13〕（Introduction）缘于此，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本受到学界好评与关注。卜德认为已出版的英译本《史记·汉以前的本纪》是“汉学的一项伟大成就”；〔14〕p.142加里·阿巴克尔GaryArbuckle亦认为已出版的《史记·汉以前的本纪》和《史记·汉以前的列传》“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对各领域的读者都将有帮助”〔15〕pp.263 265；张磊夫（Rafe deCrespigny）对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本前两卷如是评价道，“翻译是可靠的，注释是清晰而有帮助的……译著将使更多英语世界读者感知《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些著作，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多了解，并对由伟大史家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教训有更好理解。”〔9〕p.598葛朗特·哈代GrantHardy在对比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后如是评价倪豪士领衔英译的《史记》，“从文学视角来看，华兹生生动的译本作为愉悦和悠闲阅读至今仍无人超越。……众所周知，司马迁将他的史著划分为五个部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故事从不同的视角被反复多次讲述，有关特殊事件的细节被转移至不同部分。司马迁通过这种设计为其基于审美和道德考虑而按排材料提供了自由空间……当华兹生按照年代编排他的翻译时，他歪曲了司马迁的原始构想，读者将不能察觉司马迁结构的意义。与之相对照，倪保留了《史记》的形式，允许读者尽可能猜想司马迁编撰的决心。……毫无疑问，倪的翻译由于没有省略细节、有无数的注解、有时迷惑的短语，从而提供了比华兹生更为缓慢的阅读进度，华兹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小说形式的译文；但是，我猜想司马迁的本意是他的历史应该缓慢而仔细的品读。……倪的译注在朝着尽可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司马迁所要求读者具有的这种留意、批判解释的漫长道路前行。我对华兹生的翻译保有一种亲密感，我仍旧欣赏。但是我认为倪的译著将更为值得仔细反复阅读。如果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一直坚持到终点，他的翻译将是一个世纪以来或更长时间里最终的英译本”。〔8〕p.151三、《史记》英译的意义及启示
德效骞曾就二十四史英译如是言道，“世界上最大的历史资料仓库可在被认可的二十五正史中找到。这种收藏开始于传说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时期。由于仅有很少的几部史著被翻译，所以除汉学专家外这些部收藏仍然几乎完全没有被加以利用。这些史著加起来超过2亿个汉字，相当于至少4亿5千万个英文单词。如果所有正史及与其相关的注释被翻译，并以前两部所采用的格式印刷，这将有225000页，以每册500页计约有450册。对于今天的汉学家来说，这项翻译是汉学界最为宏大而又最为令人期待的工作。”〔16〕p.23自此之后，不少美国汉学家致力于对二十四史的英译。然而，直到今天，即使被誉为可与西方经典相媲美的《史记》，其英文全译本仍还处于期待之中。究其原因，英译中国正史本身是一项最为宏大也最为艰巨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它需要翻译人员具有娴熟的古典汉语知识，并对中国传统史著本身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了解，这是影响二十四史英译的一大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英译的方法是不可忽视之因素。对于中国传统史著的英译，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大众化”翻译，即在忠实原义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注释以使译文流畅、自然具有可读性。这种“大众化”的翻译，由于减少了学术性注释、简化了中文人名、避开讨论文本及专业术语等问题，英译的时间自然相对较短，故华兹生在短短五年左右的时间即英译了《史记》的65卷；第二种是“学术化”翻译，即通过具有严谨而厚重的学术性注释以力求使读者更为全面、精确的理解原著表述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史著进行“学术化”的英译无疑需要大量时间，正如奥托·曼森－黑尔芬（OttoMaenchen Helfen）在评价德效骞英译《汉书》时所言，“三行的原文就有四十二行的注释”，这使“德效骞和他的合作伙伴花费了七年时间才翻译注解12卷帝王本纪中的5卷。帝王本纪大约是整个汉书的十六分之一。假设翻译剩下的十六分之十五，仅要求花费在第一卷时间的一半，最后一卷将在大约2115年出版，二十四史共2713卷，将在四千年的某个时候完成。”pp.120 121何种英译方法对于翻译的速度有着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对中国史著的“大众化”翻译还是“学术化”翻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如华兹生所说，“具有宏大主题和多样性的中国伟大历史著作，对不同的读者意味着多种不同的东西：有关于伟大历史人物和过去片刻瞬间的激动人心的记载、有对于专门研究而言具有无价的史料、针对未来的警戒性教训集、文学风格手册。对于这些著作理想而完美的翻译应该是进行专门设计，以使所有类型的读者都感到满意。”〔12〕p.36另外，与美国社会对英译中国正史的重要性的认知亦有密切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美国人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切影响，把重点放在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国政权雇用史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至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18〕p.106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史仅是史料的收集和堆彻。故此，当芮沃寿夫妇为其所提议的中国正史翻译项目寻求资助时，没有一家基金会愿意资助。〔1〕p.205吊诡的是，如果不打破美国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偏见，大规模的中国正史英译如何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资助？然而没有中国正史的英译本，如何能打破美国人对中国正史的傲慢与偏见，让美国人领略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精彩及中国传统史著的精髓？由是观之，《史记》等二十四史的英译有着不可替代之意义。他们对于二十四史的英译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历史发展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史料。正如陈高华所说，“如果不认真研究二十四史，那么对中国传统史学、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认识。”〔19〕。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西方很多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没有读过或很少读过中国史书，如果对中国史学不了解，只就西方史学谈论史学，这样的史学理论研究无疑是会有局限性。二十四史英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让西方史学家对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有更全面的认识，并有助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正基于此，中国史著的英译不应只是西方汉学界最为期待的工作，同样也应是中国学界为之努力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所呼吁，为了推动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多了解中国史学，克服史学认识的片面性，应尽快将中国二十四史等史书英译，推向世界。〔20〕本文原载于《兰州学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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