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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杨小飞去马来西亚监狱探望姐姐和其他人时,填写的资料。
千里营救陌生人报信 弟弟赴马来西亚探监杨春已失联半个月了。远在南宁工地打工的弟弟杨小飞心如乱麻。“你姐姐关在马来西亚加影监狱,和我女朋友关在一起。”突然,一个陌生人加了杨春丈夫的微信。这个爆炸性信息让杨小飞将信将疑,但他决定不管真假,抓住这条线索。12月11日凌晨5点,杨小飞到达吉隆坡。他叫了一辆车,司机是华人,兼职当翻译,按小时收费。每天四五百马币的支出,让工地上班的杨小飞感受到不小的压力。12月12日,他在加影监狱见到了姐姐杨春。“当系统里调出我姐姐的照片时,我一下就哭了。”这个27岁的男人眼泪止不住,哭约二十分钟。翻译在一旁帮他办理证件,办好了来问他“你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他觉得有点尴尬,整理了一下情绪,开始往里走,过了4个关卡,每过一个,都要检查证件。只有杨小飞自己才知道这一路都多么艰难。不懂外语,第一次出国,也不知道陌生人给的信息到底准不准确,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姐弟俩隔着玻璃打电话。“你需要些什么,在里面怎么样,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被抓的……”杨小飞一股脑的有太多疑问。见完杨春后,他又帮其他家属去男子监狱见一个广州人。广州人告诉他,自己因为帮人带包裹,包裹里藏有两公斤的冰毒被捕。“这里关着的很多中国人,都是因为类似情况被抓。”目前,这个广州人被判15年,已经被关了5年。杨小飞听着这些电影似的故事情节,觉得距自己的真实生活太远了。“一到马来西亚,我的脑袋就很沉重。一天到晚在想怎么才能救出姐姐。”见完姐姐后,杨小飞一个晚上都没睡,到凌晨两三点时,他下定决心,先把回程的机票退了。第二天,她要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寻求帮助。在那里,杨小飞见到了一个宜宾老乡。“他的女儿被判了死刑。”2019年6月,在国际禁毒日的当日,封面曾经报道过这一案例。张风玲1992年出生,毕业于西华大学。2015年8月,张风玲的一名闺蜜告诉她,一名黑人老外托她带一个包裹到马来西亚,她太忙了,如果张风玲愿意去,对方可以预支了路费。当时张风玲从外资公司离职,她想着既可以帮闺蜜一个小忙,又可以旅游,何乐而不为。于是,张风玲先搭乘飞机到广州,在广州拿到包裹后,再从香港转机吉隆坡。实际上,这个包裹是3.3公斤的冰毒。张风玲在马来西亚海关被当场抓获。说着说着,这个50多岁,在工地工作的老父亲哽咽了。“他乱冲乱撞,看到一个律师就想找他帮忙。”杨小飞看着眼里,心里很难受。杨春将狱友的联系方式刻在塑料杯上。同时,号码旁还刻有几个字:此生无悔,愿一切平安。
出狱之后“以后我会去监狱探望他们”幸运的是,杨小飞在马来西亚找了一个中间人,前后一共花了1万多马币打点关系,终于在2019年12月下旬将姐姐杨春救了出来。杨春并不是这所异国监狱中唯一一个因毒品被捕的中国人。杨春在狱中见过张风玲一次,但几乎没有交流。“她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就是很瘦。”碰巧的是,张风玲的老家距离杨春的老家很近。杨春打算春节要去看望张风玲的父亲。“再不解决,她可能这一辈子就回不来了。”杨春说,里面的中国女人都很年轻。除了张风玲,还有1991年出生的四川姑娘周笑笑,她因为帮人带1.89公斤海洛因,被判在马来监狱服刑14年。虽然量刑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坚称自己是被骗的。但在抓个正着的“铁证”面前,她们有口难辩。“在马来西亚,法庭不在乎事情的过程,只在乎结果。”杨春告诉记者她的观察结果。然而虽然媒体持续报道,但这个群体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类似案件的受害者家属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家属联络小组”,半年前里面有42个人,如今有44人,但这远非全部。“中国人在里面特别团结。”回想起来,杨春笑了,“听说要是中国人在狱中被欺负了,其他中国人会帮忙出气。所以他们都不敢欺负中国人。这2个月,我没有被欺负。”杨春记得很多在狱中帮助过她的人。有一个年龄很大的非洲妈妈。杨春跟她没有任何语言沟通。别人给非洲妈妈的东西,她都分给杨春一半。“大家在这里面都很苦,但她很无偿地帮助我。那种关心关爱是不分国界的,只要是人就会有感情。”有一天,非洲妈妈上法庭,头天晚上22点,就有人来通知。第二天凌晨4点,她被叫醒收拾洗漱,5点就出发了。那天杨春睡着了,再也没见过非洲妈妈。回到成都,杨春给封面记者看了一个塑料杯,上面刻有密密麻麻的联系方式,有微信号,电话号、脸书号等。“监狱里用笔写字带不出去,但不装水的杯子可以随进随出。”于是,她用胸罩后的小金属扣将联系方式刻在塑料杯上。同时,号码旁还刻有几个字:此生无悔,愿一切平安。她说,以后她想联系这些人。如她们没有幸运地被释放,她还要找机会去监狱探望。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宜宾29岁女子马来西亚坐牢60天 经历太离奇了……”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