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毕竟他的儿子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而且极有可能是公费，能不惋惜吗？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给孩子们上课，教孩子们唱歌、踢球、做游戏;孩子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做客，家长给我做当地最好吃的饭菜；我们走时，孩子们哭呀哭……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心又飞到了岩洞小学。在我准备考研期间，有的学生给我写信说我以后还能来吗？他们说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因为这儿太贫穷了。学生对我的思念和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永远驱使着我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还有那一个当地最穷的苗族老太太，人、猪、羊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用带洞的塑料布做成的，家里没有煤，没有床，她的侄儿睡在猪圈上面，她就睡在地上。返回学校后，每当外面寒风刺骨时，我就想起那个苗族老太太，贵州的天气也冷了吧，老太太怎么过冬呀？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于是我就向我的同学借了400元钱，让资助岩洞小学的吴道江给她买些煤。后来吴道江给我写信说这400元钱已经帮老太太买了6000斤煤。大妈，现在还好吗？还有尊敬的老师、纯朴的村民，你们都好吗？想念你们的那位大学生马上就要和你们在一起了。回首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为山区孩子所做出的牺牲，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或许在贵州的两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但这只能化作一种动力，让我用自己200%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贫困山区，这所小学。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暴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夕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难道这些写在书信中的祝语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2003年7月初，我只身一人来到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为狗吊岩为民小学进行募捐。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被山区孩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有的学生还捐了钱，说要与山区的学生结成对子。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募捐到儿童图书3000余册。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我的一位山东老乡送给我的一双凉鞋虽然已经开胶了，但我一直穿着。就在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进行募捐时，被一名叫程雨薇的小妹妹发现了，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虽然您相貌平平，但有一颗宽大、善良的心。今天，我观察您的衣着，一件普普通通的T shirt和一条jeans，一双已经开了胶的shoes，就从这一点说明，您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您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看完后，我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在帮助孩子的人群中，有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当她得知这里的情况后，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后来我了解到，她的家庭条件也很差，而且自己马上又要到江苏打工去了，前面的路对于一个保姆来说肯定很曲折，很坎坷，这200元钱如果用在自己身上，也会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然而她没有这么做！ 还有一位姓高的阿姨，家住在筒子楼里面，高阿姨家中没有电话，为了表达对山区孩子的爱意，高阿姨在20天的时间里给我写了2封信，你可知我们之间的距离只需坐30分钟的公共汽车！后来，高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我，特地买了一张201电话卡，告诉我一定要圆阿姨一个心愿：把自己所能捐的衣物带给山区的孩子。高阿姨对我说，如果我两年后回来，高阿姨愿意接我的班。由于路途遥远，不能带去太多的物品，高阿姨所要捐赠的衣物我没有带过来。高阿姨对我说：“家里的衣服已经整理好了，都摆在了狭小的房间里，就连一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来贵州的前几天，高阿姨知道我快要走了，有一天，她连续给我打了5、6个电话，说一定要帮阿姨圆这一个心愿。时至今日，我仍内疚万分，不能帮高阿姨实现这一愿望。我对自己说：“今年年假回武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愿给阿姨圆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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