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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在《千里之行:我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讲述了一个家庭剧:他一出生就被指派了命运,要实现父母因“文革”而受挫的音乐梦想。天才的儿子,执著的父亲,温良的母亲,牺牲了家庭的天伦之乐,牺牲了父亲的工作,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只因为对于郎朗天资的信念。这份近乎偏执的意志,终究冲破世俗罗网,铸成灿烂的传奇。
羞辱
母亲来探亲的时间太短了。她走的时候,也带走了暖和的天气,留下的只是要面对每星期钢琴课的焦虑不安。即使在我绝对确信我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的时候,发脾气教授仍然坐在那儿,无动于衷。我的手指飞快地滑过琴键,对技巧上的挑战应对得也很好,弹起来也带着合适的感情。在家里,即便是父亲也不得不承认,我弹得不错,但是发脾气教授从来没有满意过。
她会抱怨说:“少了些什么,”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
我的挫折感不断在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很清楚我练琴是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步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得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教授的琴房。在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北京城,我们浑身都会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虽然我穿着我的黄雨衣,每次自行车骑过一个水坑,污水就会溅得我满身满脸。等我们到的时候,我浑身全湿透了,脏兮兮的,父亲也一样。我们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教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
“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我已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
死一样的沉默。
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
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大多数学钢琴的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恐怕他是不可救药了。”
“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我的好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
“郎国任,对不起,但是我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走出来时,浑身仍然湿淋淋的。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骑车回到公寓。一路上,我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当父亲跨下车时,我看不出他脸上流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那也无关紧要了。什么事都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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