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知青的故事 那段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的岁月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特别的“中国知青史”——《那人那情那命运》。
本书作者黄建华，生于1953年9月，他们这代人曾亲历了上山下乡的潮起潮落。
1969年11月，黄建华作为上海知青赴黑龙江省爱辉县插队落户。1973年夏天离开农村，就读矿业院校学习采煤专业。1980年回到上海，期间又修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三年。退休前，在原煤炭部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管理岗位工作。
2004年出版的《那山那水那嘎垯》，由一百二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来到并融入那片黑土地的故事。
而今天推荐的姐妹篇《那人那情那命运》则是由六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
·有上山下乡运动还处在早期激情时就通过推荐当兵、上学、招工或因独生子女、家庭特困而结束插队生活的知青
·有激情跌落回归现实后通过投亲靠友“转点”而离开边陲农村的知青
·有最后大规模通过病退、顶替离开黑土地的知青
·有在黑土地收获了爱情并为此坚持、留守到退休后返回上海的知青
从“来到”时的相同境遇，到“离开”后的不同命运，无论归途如何，都展示了一代知青在命运跌宕起伏中的共同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一位知青的故事
从黑河走向柏林
从1969年11月5日抵达爱辉县插队，到1972年12月23日当兵离开，我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涯总共1142天。时隔45年猛然回首，峥嵘岁月恍若隔世。
1969年11月1日，15岁的我扛着铺盖卷，懵懵懂懂地跟随成千上万的知青大军登上北去的列车。周围其他人都哭得稀里哗啦，自己非但哭不出来，内心反而带着几分兴奋，或许是因为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充满着各种色彩的幻想和憧憬。
1966年“文革”初期，很多高班同学去外地串联，但是父母不让我去，理由是年纪太小。如今，这么多同学一起出门，而且一下子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北大荒，心里自然充满了新鲜感。
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的甜酸苦辣。
原四嘉子公社大乌斯力大队
上海知青 王建政
爱读书惹出了大麻烦
我从小就是一个书虫，喜欢看书。“文革”期间，家里仅有的一书架藏书全部翻遍了，连竖版繁体字的《红楼梦》也看了好几遍。买不起新书，能够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书寥寥无几，所以对各类图书充满了饥渴。来到黑龙江，读书就更是一种奢望了。那时候，见了各类小说眼睛都会放光！
有一次，随公社劳力上山干活，晚上住在半地下的地窝子，睡的是稻草铺的大通铺。我在邻村老乡那里发现一本厚厚的《武松传》，足有四百多页！这本书有关于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描写，对所有年轻人的吸引力巨大。
经过央求，老乡只同意借我看一宿，从当天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还书，再轮到下一个读者。我兴奋不已，蜷缩在不足一米宽的铺位上，手里只有一支蜡烛可供支配，打起十二分精神秉烛夜读。为了节约蜡烛，我拿出随身带的一把袖珍小剪子，每隔几分钟就剪一下烛芯，使得烛火始终保持在最小亮度，结果一支蜡烛硬是挺了十个小时，一夜终于啃完了那本大部头！第二天照常出工……
还有一次，村里一位年轻的老乡悄悄地借给我一本《三侠五义》，令我爱不释手，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地品。没想到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大麻烦！
年底在评工分大会上，有个老乡对我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说我干活还可以，不惜力，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 喜欢看封资修的书籍，枕头底下藏着《三侠五义》。
此话的目的就是要压低我的工分，效果不错，立马就把我的工分压到了六分半。当时的最高工分标准是十分，我们男知青的标准是七分，相当于女社员；女知青的工分就更低了，好像是六分。
最终评分结果，几乎所有知青的工分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压低了半分到一分。必须承认，为了一本小说影响了“政治分”，使我小小年纪就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震动，这也成为我接受再教育最严峻的第一课。
后来，我的炕上枕边只有三五本书： 《中国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鲁迅文选》等。马克思、鲁迅的著作在“文革”当中没有被禁止，看这类书不会犯忌。每天农活不管多累，躺在炕上总要翻书看。政治类的图书很枯燥，所以每每先看，看困了就拿出鲁迅来品。所谓“品”，是舍不得一下子读完那字字精当的一篇篇杂文，每篇文章要来回咀嚼很多遍。下乡三年，我几乎每晚都是宿舍里最后入睡的知青……
练涂鸦当上了小队会计
业余时间没有多少书可看，知青的兴趣只好转移，宿舍里大多数插兄学会了最简单的乐器——口琴。我口拙，学了几天学不会，于是不再跟风，闲来喜欢练练字。
练毛笔字需要墨汁和宣纸，至少也要毛边纸吧！我买不起，于是从大队供销社买来一沓沓最便宜的普通信纸，一有空闲就练钢笔字。一元钱十本信纸，一本用来写信，九本练字。记得当时书店里有一本《汉字快写法》，算得上是最早的行书入门书籍，我如获至宝，一得闲就练上几页，自得其乐。
那个年代队里常开会，传达各级文件，读报纸文章，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小队部开会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干了一天农活，大家都很累，每逢开会喜欢脱鞋上炕，躲在远离队长的角落里聊天、打瞌睡。男男女女都会卷“大炮”抽，关东烟弥漫，十分呛人。但是，我却可以尽兴地练字涂鸦，久而久之钢笔行书便有了长进。
或许就因为我这点“舞文弄墨”的爱好，第二年我当上了小队会计。会计是小队委员，相当于全国最基层农村的一个最小的“官”。别看一个小队只有四百多号人，但是账目很复杂，一共有六本账，月底必须平账才行。会计每个月有两天做账的时间，可以不下地干活，在别人看来我很舒服，但是我感到算账头疼，时不时就会失眠。不过，当队干部也有好处，年底在评工分时就能深刻体会到：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夸奖我，包括那位曾经批评我看封资修图书的社员，结果我的工分第一次评上了最高分十分！
一张伟人像改变了命运
在练字涂鸦的同时，我也经常用碳素笔画一些素描小品。主要题材无非是当时流行的样板戏英雄人物。
有一次兴起，居然用广告色和硬板纸画了一大幅马恩列斯毛伟人像，并在上海插队干部老李的指导下写下了“OUR GREAT TEACHERS（我们伟大的导师们）”一行英文字。因为是用九宫格方式画的，伟人像自然很逼真，可是很多老乡并不了解啥叫九宫格，一个劲地夸我有才。我不无得意地把这张画贴在知青宿舍的墙上，一直到我离开大乌斯力也没有摘下来。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张伟人像，后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下乡三年，日子越久脑子里越加迷茫，眼前根本看不到未来的路在何方。当年的时髦口号是“屯垦戍边”“扎根农村一辈子”，然而在我们知青的心底里，似乎从来没有真的设想过会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动一辈子。至少我是没有认真想过“扎根”，尽管我是“小队干部”、大队团支部委员。
18岁那年的秋天，晴天一声春雷——北京部队到黑河来征兵！队里居然有名额，所有知青都有资格报名！这个消息，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下来，饥饿难耐的知青哪个不想分享一口！于是，我们男知青几乎全部报了名。
经过公社体检，淘汰了一大半老乡青年和知青，距离当兵的目标近了一步。此时，我父亲还在上海金山卫的五七干校“牛棚”里，没有得到“解放”，我的心里自然没有底，成天眼巴巴地盼望自己政审能够过关，连出工劳动的心思也没有了。当时，社会上不时兴送礼，我们这些知青也没钱送礼，唯一能做的就是隔三差五地到公社武装部去打探消息。武装部位于四嘉子公社所在地，距离大乌斯力大队六里地，穿着棉大衣、大头鞋，在冰天雪地里步行需要将近一小时，每次往返都是一身臭汗、一脸冰霜……
四嘉子公社武装部的刘部长，是一个英俊的军队转业干部，还是我的山东老乡，对我很关心，很真诚。据说，有一次他在视察大乌斯力知青点时发现了我画的伟人像，顺便打听了我的姓名，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所以，当他得知我报名参军时，就在征兵领导那里帮我说了不少好话。来我们四嘉子公社征兵的领导，是北京铁道兵部队的徐贵歧连长，也是山东人，身材魁梧，满脸胡碴，人称“大胡子连长”。他看上去铁面无私、不苟言笑，实际上心肠很软，为人仗义，把我这个“知青人才”招进了部队。
为连队赢得板报一等奖
1972年12月23日，我和二百多名爱辉县新兵一起，身穿绿军装，乘坐硬座专列，绕道内蒙古辗转前往北京。途中走了五天，与下乡那天用的时间一样多，但是这一次大家行李少，车厢里秩序好，心情大不一样，一路上欢声笑语。火车上不供应正餐，每次会在途中经过的兵站吃饭，大家排着队前往大食堂，每桌四菜一汤管够吃，心满意足。12月28日晚上，火车缓缓抵达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
来到北京，住在东直门外东小街的一个营区内。整个院落很大，只有连部是砖瓦平房，其他全是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两个班四十多人一个屋，一排排上下铺，绿被子白床单，整齐划一，与东北大炕通铺截然不同。我们四嘉子公社来的12名新兵，编入铁道兵第15师第72团新兵连的一个班，全班22人中只有班长是1970年入伍的河北老兵，其他都是黑河新战士。
大胡子徐连长是我们的新兵连连长。徐连长表面看上去很严肃，难得看见他的笑脸，新兵都怕他，但是我却能透过他的眼神感受到他对我的特殊关心。新兵训练刚开始不久，他就派我去团部参加新训教育展览筹备工作。
在团部，我们几个特殊新兵既要写字画画、布置展板，又要充当解说员，为各个连队巡回展出，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艰苦的新兵训练阶段总共是三个月，我少参加了三分之一。别的新兵都羡慕我，但是我的军人素养却比别人差了一大块，训练结束时投弹和射击考核的成绩只拿到了“及格”，拖了全班的后腿，只有队列和刺杀成绩勉强获得“优秀”。
新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最艰苦的连队之一——防水连。北京地区驻有两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即第12师和第15师，主要任务是修建地下铁道。每个师都有独立的机械连、汽车连、混凝土连等各个工种，可以独立承担修建地铁的任务。我们防水连序号是第3营第10连，负责地铁防水层的铺设，基本上是与毛毡和沥青打交道，算得上是又脏又累的工种。刚刚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很羡慕那些去学汽车驾驶的战友，感叹自己命运不好。到了10连才知道，原来大胡子连长就是这个连的老连长，他奉命带完新兵以后又回到10连当连长，顺便把我带了回去！后来他告诉我，他在黑龙江招兵时就打算把我当作特长兵招回去，将来给他当个写写画画的小文书！
来到10连，先是分到了2排5班，班长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山东老乡，没上过几年学，对我这个“文化人”呵护有加。可惜，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姓名了！第一周赶上部队举办黑板报比赛，连里没让我下工地干活。孙启祥指导员给我三天时间为连队设计黑板报。因为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和黑板报打交道，所以驾轻就熟，一个人又写又画，设计了三块图文并茂的黑板报，一举为10连赢得了一等奖。
那几天，孙指导员经常找我聊天，好像对我的一切都感兴趣。指导员是个安徽人，外表与徐连长正好相反，白白净净，慈眉善目，老是笑嘻嘻的。几天后，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看过你放在枕头底下的日记本，觉得你的文才不错，跟徐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调你到连部当文书，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负厚望……”
哎呀妈呀！在“文革”的那些岁月里，人人嘴上都要说假话，只有在日记上偶尔吐露真心话，例如远大的志向、个人的好恶、内心的波动，甚至有一些自己胡诌的格律诗词等等，通常是不能见天日的个人隐私呀！在黑龙江下乡时，日记本天天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可是当兵在连队，个人不允许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所有个人物品必须放在枕头底下。猛不丁听说指导员偷看了自己的日记本，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子就炸开了！尽管内心十分抵触，但是表情上不能流露出来，窝囊极了，以致当时我就暗下决心： 从此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了！
当文书先要刮胡子
文书要住在连部。连部是三间平房，左间三分之二是我与通信员的卧室，里边三分之一是隔断枪械库，因为文书还要兼枪械员，所有连队的武器弹药都我保管。右边是连长和指导员的卧室，中间是会议室。
刚到连队，指导员就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我把嘴唇上的胡须刮掉！他特别指出，军人不允许留小胡子，你是全连唯一一个留胡子的战士，希望你注意仪表，给全连战士作个榜样。这件事令我很纠结，因为在新兵连的三个月里，无论班长怎么劝说，我都坚持不肯刮胡子。但是，如今我住进了连部，劝我刮胡子的是指导员，怎么办？虽然我当时没有痛痛快快地表态，但是当天晚上我就剃掉了胡须，而且此生再也没有留过胡子。
文书工作主要是写文章： 各种总结报表，各种讲话文稿。徐连长是“大老粗”，识字不多，所以给他写讲话稿必须一笔一画地书写，潦草了他看不明白。当年没有打字机，更谈不上电脑，所以写一篇稿子改几次就要抄几次，倒是可以静心练钢笔楷书。插队几年的硬笔书法，又捡了起来。
枪械员负责保管全连的武器枪支。所有枪支统统锁在我的卧室里屋，平时很少动，只有每年一次打靶时才会启动，而且只有打靶时才会发放弹药，每一颗子弹都要严格管理严格回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当时北京的口号是：“每一颗子弹就是一个敌人！”这话的意思是，丢失一颗子弹就可能给首都的安全带来隐患。
不过，枪械员打靶的机会比连里战士多。记得每年枪械员集训时，都会把各连文书拉到靶场过足射击瘾，从手枪、步枪、冲锋枪到机枪，逐一打个痛快。这样做的初衷是让所有枪械员尽量熟悉各种武器，必须学会使用和擦拭各类枪支。
调到团部当报道员
一晃就是半年过去了。老连队的伙食比新兵连好得多，文书不用下工地干活，平时学习的时间也多，所以感觉到在部队当兵无比幸福，工作劲头也很高。连队每个季度评选一次先进，我连续两次分别受到连嘉奖和营嘉奖。
有一天，团宣传股长李竹书来连里蹲点调研，住在连部。李股长是典型的南方人，文质彬彬，英俊睿智，与包公脸膛、喜欢粗口的大胡子连长形成黑白分明的对比。
李股长说，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活很感兴趣，所以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我也很喜欢听他讲部队。指导员告诉我，股长曾经把我写的几份讲话稿拿去看过，不知道是想了解我的写作文笔还是钢笔书法。
蹲点结束后，股长回机关去了。几天后接到调令，让我去团部报到。徐连长这时才向我透露，团里军务股早就想调我去当文书，但是连里没同意，现在宣传股长亲自来调我，他们就同意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比较适合搞宣传，去宣传股有利于我的成长。
于是，我于1973年11月来到团宣传股报道组助勤。所谓助勤，就是以编外战士的身份到团机关帮助工作，编制仍然在所在连队。
我到宣传股不久，李股长就升任师宣传科长，李德茂继任股长。报道组的组长是张福根干事，我就成为了一名战士。当时，我们每年的任务指标是在《铁道兵报》报刊电台上发表两篇或图片报道文章。换句话说，除了《铁道兵报》以外，还要争取在《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上发表作品。
当年写稿子同样是手工劳动，各级领导审稿后还要一遍一遍地抄稿子。到了报刊编辑部，稿件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字写得不好，连编辑都懒得看你的稿子，所以我更得好好练字、认真抄稿，几年下来钢笔书法不断进步，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我参加过全国第一届硬笔书法大赛，一举荣获了三等奖。回想起来，插队时打下的涂鸦基础功不可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逐渐熟悉了新的工作岗位。1974年1月1日，我在《铁道兵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1974年当年发表的作品共五篇，1975年突破了十篇的台阶，连续两年获得团嘉奖；1976年刊稿量猛增到三十八篇，荣立了三等功，被部队保送上大学。
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1976年9月，我有幸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文革”重灾区，两校新生推迟一学期入校，所以我们迟至1977年2月才正式入学。
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天，我就奉命在校园内书写“彻底肃清‘文革’余毒”“为某某、某某老师恢复政治名誉”等大幅标语。可见，下乡时开会练字的爱好没有白费，这点特长已经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了。
肃清“文革”极左思潮，大学教育开始正规化，我这个只受过完整小学教育、象征性初中教育的解放军战士，一下子跳过高中阶段，直接接受大学教育。虽然全班同学都没有学过德语，但是像我这样连一点英语基础都没有的学生属于少数。为了掌握一门外语，我在初期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每天起早贪黑与德语26个字母打交道。正是由于我在黑龙江插队时吃过大苦、流过大汗，所以一切都乐在其中，从容应对。
北京大学举办书法研习班，报名者需要交作品，我想报名参加，但是没有笔墨纸砚，好不容易对付了一张小作品交上去，没有被录取。后来看到学员们的毕业作品展，心里老大不服气，于是就用400字的方格稿纸写了一幅钢笔字，报名参加全国第一届硬笔书法大赛。没想到，一举获得了三等奖证书和奖品——一支高级钢笔。从此以后，练字的兴趣就更大了。
1980年8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我任班长的1976级德语班被评为北京大学排名第一的先进班，我本人也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毕业分配时面临四种可能性： 一是留校。班主任和系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北京大学当老师，被我婉言谢绝。早在东北插队期间，我就断然拒绝在大队担任民办教师。或许是“文革”对“臭老九”偏见的影响，我对当教师的职业始终抱有抵触情绪。二是去团中央。三是去人大。当时，团中央正在筹建旅游部，人大也在筹建法制委员会，两个单位都需要德语人才。我经过思考谢绝了这两个单位。因为，我从内心不舍得脱军装，希望能够回部队继续当兵。
于是，我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性，毅然回到了老部队。我所在的老部队，虽然已经于1976年底从铁道兵第15师72团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7支队第62大队，但是驻地没有变，编制没有变，大多数领导和同事也都还在，战友情深，环境宜人。
回到老部队，担任了政治处见习宣传干事，依然负责报道工作。正因为我没有脱军装，所以半年后比较顺利地被国防部有关部门考试录取，走上了军事外交道路。
欧洲军事外交生涯23年
从1981年以正排职军官学员身份进入国防部，到2013年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以副军职国防兼海军、空军武官身份退役，我总共在国防部工作32年，其中23年是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德语国家度过的，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退出现役之后，我受聘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担任高级顾问，继续为我军的战略研究和外事工作出力。同时，我还担任中德交流合作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中德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牵线搭桥。
知青这个群体从“来到”时的相同境遇，到“离开”后的不同命运。其中有当兵后“从黑河走向柏林”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有推荐上学后再留学定居国外的医学博士、有留守黑土地干了一辈子退休回沪在街道里弄的志愿者、有大返城退休后再回农村帮农民建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更多的则是返城后一边安家立业一边为改革开放做出奉献，现在已经颐养天年的退休者。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两千多万知青，不是一次集体走出一个城市、到同一个农村，所以不可能是一个背景、同样的命运。
1962年到1979年间，这两千多万知青就有两千多万种生活的版本、两千多万个故事，所有的版本和故事汇聚在一起再提升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那人那情那命运》！
《那人那情那命运》
黄建华 著
定价：58.00元
出版时间：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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