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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的婚姻 世俗无解的方程式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我在一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文字：云南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在1978年10月以前，有415人登记结婚，7000余人未婚同居。在1979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300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绝大多数未婚同居者分道扬镳 如黎明农场3连，原有知青115人，大返城时，已婚10人，未婚同居者104人。单身者是一位心灵受过创伤，心态不健康的女知青。 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 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我没查到大返城时北大荒的离婚统计资料，也许根本就没有，当时许多部门都瘫痪了，学校缺了老师，医院缺了医生和护士，连地里的农机都没人开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人做，还会有人统计返城知青的离婚率吗？我在采访中听说，当时离婚的知青特别多，其中有真离的，有假离的，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弄真成假的。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 第一 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北京盲流 与 坐地炮 的爱情坚守
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1956年，我军8509部队的200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1969年3月19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1968~197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3774人，其中有北京知青854人
在这3774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 北京盲流 的妻子、 坐地炮 的丈夫。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212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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