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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里水社区报》记者带着近五十名学生到北沙沈村的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参观，了解到旧址前身是沈村小学，小学更早之前是一间私塾，村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沈村的周先生见到线索征集后，给社区报打来电话，向本报记者推荐了几位亲历沈村一段重要时期的老者。
“关于它们那段故事，甚至更早期的历史，我也是从上一辈人口中得知。年轻人不清楚，问他们就对了。”记者在读者周先生和村委干部帮助下，一一找到几位老者，在他们的讲述下，慢慢还原出一条村庄一段浩瀚的革命斗争史。老村长沈玉文是沈氏允清祖后人沈玉文是谁？记者先找到了老村长。老村长说，沈玉文实际上是沈村一位太公后人。沈氏商贾从外省迁至广东，来到北沙落脚。沈村几间祠堂就是他们所建。“沈氏大宗祠是最大一位太公，他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留在沈村，分别是仁礼祖、允清祖和继祖公，每个人对应一间祠堂。”村长介绍，由于是外迁过来，并不能直接建公祠，这些均是私祠。“玉文沈公私塾”也由此而来。沈玉文就是沈氏二儿子允清祖后代，大概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人，生卒不详。记者一一走访发现，除了最大的沈氏大宗祠，沈村还有其余四间祠堂，有的年久失修，用作仓库、猪栏，有的则被重新翻新作为村内文娱场所。“沈玉文私塾”作为里水第十二所村级小学延用下来，历经洗礼，成为沈村一标志性建筑。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沈村有前前后后20人加入到地下工作当中。80岁老人陶少霞、陶雄见证并亲历当时事件，并加入这场惊险斗争之中。沈石林借办学开辟革命根据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对原华南抗日根据地“扫荡”，中共南海县组织受到破坏一度停止活动。加上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联合清剿，无法立足。当时，有的党员随珠江纵队北上，有的陆续分散，转移外地。中共广州市工委委派党员沈少刚回家乡沈村办学，开辟新的革命地下斗争根据地。村中几位亲历者撰写的《解放战争时期沈村小学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场景：1946年2月，学校即将开课，课室内打扫得很整洁，陈旧书桌也摆得很整齐，唯独课室墙壁内的灰水没有扫。校门外左边几十平方米墙壁粉刷一新。校长沈石林亲自动手，与当时即将入学的高年级学生陶凌等人，整整花了近三天时间，用黑色涂料在墙上写着“力行致知”四个大字。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沈少刚，是一名地下党员。正以办学为名，回乡发展根据地。“选中沈村作为根据地，我认为有地形的考虑，以前的沈村河塘遍布，通过水路才能进来。”参与过地下工作的老人陶雄说。他展示了当年沈村小学校歌歌词：“一带河水滢滢，河外稻苗青青”。有了地理优势，沈村得以作为片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同年2月，中共广州市工委委派杜路任中共南海县特派员，负责恢复南海中共组织。陶少霞家里就是地下油印室“之前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的身份直到解放之后我们才知道。”陶少霞告诉记者，即使是加入地下妇女会、地下少先队，他们只认识推荐人，其他细节一概不知。“宣誓的时候，也是一对一，举起右手，面向北方，跟着念誓词就是加入了。”陶雄回忆说。陶婆婆说，当时他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苦于家庭经济贫困，无法支撑学业。有一天放完牛经过学校，站在外面看得出神。校长沈石林见到我，就问我在干什么呢，我说放牛呀。他最后建议我过来上学。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我就这样直接上了三年级。”但是一个月之后，迫于生计陶婆婆辍学了，去了当女工织毛巾。那时起，陶婆婆加入了地下妇女会，哥哥去了游击队，弟弟也加入了地下少年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陶婆婆说，这与童年艰苦经历分不开。“六岁的时候，爸爸生病了，为了给他治病，我和母亲来到广州荔湾，当时日本仔进城狂轰滥炸，他们就在致美斋那里扎营。凡是百姓经过，必须向他们鞠躬。一对夫妇可能不知道，抱着孩子经过没有鞠躬，结果我亲眼目睹了士兵把孩子抛高，一枪刺向他。夫妇二人跪在地上，最终无力回天。”事隔半个多世纪，当时场景陶婆婆仍然记得十分清楚。就这样，因为战乱，陶婆婆和家人不得不回乡，而她父亲也错过了治疗时机，51岁就去世了，剩下三兄妹和母亲。“爸爸是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他的去世让我痛恨日本鬼子，痛恨压迫。”加入地下组织后，陶婆婆白天去做工，晚上发传单，有时又为自卫队放哨。陶婆婆的家里，还成为了地下油印室，常常列印宣传册子到天亮。“我们两兄妹，还有弟弟都参与地下工作了，当时沈石林就说，有这样的家庭接手管理油印室再适合不过。所以就把油印室设在我们家。”再由交通员带到三水、花县及南海县各地张贴或散发。陶婆婆告诉记者，为了防止泄露风声，无论是游击队还是地下工作人员，口风十分严实。一有人退出，其他成员即连夜转移。“我们也只允许单线联系，点对点。有一次大家来到我家里开会，我负责在门口放哨，有位‘大天耳’（当时土匪称呼）经过和我打招呼，我马上打哑号，让他们迅速离开。”这一招呼陶婆婆打得十分惊险。时间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陶婆婆也跟随队伍结束了地下工作，迎接新中国解放，加入新一轮建设队伍。和陶婆婆一同参与地下革命斗争的村民，也结下了深厚革命情谊。比他小几岁的同学陶雄说，直到现在，二人退休多年，依旧是非常要好的老友，陶婆婆也是雄叔眼里尊敬的大姐。“如今回想，觉得大姐的母亲非常不容易，三个娃都去革命了，她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文/图本报记者冯婉瑶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革命老人忆述革命故事 解放后才知道父亲杜路的真实身份”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