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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勉像 简仁山 作
“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费枢《廉吏传》中的这句话，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所谓“富贵利达”，因为李勉的宗室身份。在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任上，李勉便可圈可点。“性廉洁”的他，不仅“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而且卸任之时，“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后世包拯离开端州有停舟掷砚之举，或效仿李勉也说不定。
身份特殊，一举一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会更明显。唐代宗有过“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的诏令。碾硙，即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但是郭暧家的四轮碾硙，“所司未敢毁撤”。因为郭暧是“安史之乱”中领军收复两京功臣郭子仪的六儿子，老婆则是代宗的四女儿升平公主。父亲告诫女儿：“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率为众先。”果然，公主“即日命毁”自家碾硙之后，“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李勉之廉，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离开岭南后，“人吏诣阙请立碑”。
明朝刘宗周给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种识人方法，要义正来自李勉。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看好的卢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认同，满面狐疑地问：“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站出来回答：“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几百年后，刘宗周念念不忘，甚至将之视为“万世辨奸之要”，任何时候都屡试不爽。“要”在哪里？如果一个人在长官面前是人而在大众面前是鬼，必奸邪无疑。在肃宗朝，李勉当过监察御史，那该是他实践中的总结概括了。
“李勉一人而已”，足见“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之难。唯其难，更见李勉品行的可贵。以之立朝，更有十足的底气。
——潮白
“为官五十余年，清风两袖；过手万千财物，一无所取。”据传，这是后人为缅怀中唐贤相李勉而撰写的一副对联。
李勉717 788，字玄卿，宋州宋城县今河南商丘人。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李勉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曾孙，凭“亲戚之法”而非科举入仕。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变局时期，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担任过开封县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等职位，获封汧国公，还曾在多地出任节度使，晚年入朝为相。
虽然出身宗室，但从政数十年来，李勉始终公忠雅正、严惩污吏、立身清俭、关心民瘼，被陆贽、刘昫等文史学者推为宗臣之表、国储太子之师。在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的数年间，李勉平定叛乱、协调外贸，并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江中沉宝”的美谈。
不仅如此，李勉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精通音律，擅长演奏、作曲、制琴，是被明代《琴书大全》载入史册的全能型古琴妙手；同时，因一生行事颇具扶危济厄、古道热肠的任侠之风，其事迹多次被《太平广记》《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说加以衍化、宣扬。
谈到李勉，宋代费枢在《廉吏传》里曾做过一番评价：“论曰廉贫之节，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难，何则？非素习也。历观前代，惟汉唐宗室之贤为冣同‘最’多，其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
那么，李勉是怎么做到处荣华之地而不改廉洁之志的呢？这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家风清正 开封惩贪
李勉成长于唐玄宗执政的“开元盛世”，此时距离唐高祖李渊一统江山已过百年，天下承平已久。原本旗鼓相当的李氏诸王家族，呈现出显隐穷达不断分化之格局。“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新唐书·宗室世系表》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唐代统治阶级在选拔用人标准上，从早期注重门第、血统，愈发向着文学、理政等实际才干倾斜。玄宗在位期间，为防范近支宗室把持高位，实行“开元新制”，量能考行，从而使得疏宗后裔获得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才茂宗卿、功业突出者，纵非嫡嗣亦能致远。
李勉所属的郑王这一脉，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其曾祖李元懿聪慧好学，政绩不凡，曾“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为此获得高宗的嘉赏参见《旧唐书·列传第十四》；其父李择言曾任汉、褒、相、岐四州刺史，亦以严厉干练著称。李择言守汉州今四川广汉时，曾经做过宰相的益州长史张嘉贞对待管内刺史态度一向简傲，唯独常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对其格外赏识。
据史书记载，李勉自幼勤读经史，成年后养成了“沉雅清峻”的个性。值得一提的是，他虽为刺史之子，但《新唐书》本传称其少年时家境“贫狭”，李勉日后能成长为一代廉相，应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家风的熏染。
李勉出仕之前，就有“信而埋金”的义举流传于世。他在外出游历时，与一位儒生同住一家客栈。儒生病重之际，将随身所带金银秘密交付李勉，委托他操办后事，并愿以剩余的财物相赠。安葬儒生时，李勉悄悄将余金藏于棺椁之中，直到其家人闻讯赶来时，才重新开棺取金奉还。《太平广记》中也有一则类似的轶闻，只不过客死他乡的儒生变成了一名波斯商人，金银则改为宝珠，或许就是由“埋金”一事演变而来。
尽管李勉作为宗室子弟，可以沾门荫之光、走“捷径”入仕，但他依然要从基层岗位做起。在他担任汴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县尉时，汴州为水陆交通要冲，三教九流杂处之地，一向难于治理。李勉走马上任后治理勤勉，以“擒奸擿伏”捉拿奸邪，揭发隐恶扬名。
《唐语林·补遗》记载，有不良污吏为试探李勉执法之宽猛，故意受贿，还放出风声“通知”李勉。李勉限其三日之内自首，逾期则舁榇抬着棺材相见。 不料此人无视警告，三日之后竟然让人抬着棺材到县衙招摇寻衅。李勉言出法行，当场命令吏卒将其装入棺材，凿钉封棺，沉入汴河。此后，开封官场再也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了。
不阿权贵 破除陋习
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失守，宗社几覆。唐玄宗逃至蜀中，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至德756 758初年，李勉赴灵武担任监察御史。此时正逢乱世，武将大多恃勋而贵，在朝堂之上背阙背向王位而坐，放肆谈笑。李勉见此提出弹劾，肃宗感叹：“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于是提拔他为司膳员外郎。
自跻身中央朝廷以来，李勉不断展现出其父辈精察善断的特质。当时，关东献上一批俘虏等待处斩。李勉发现囚犯中有一人仰天长叹，经过审问，得知此人乃是遭到胁迫，并非蓄意造反。他力劝肃宗施行仁政，使得有“点污”之人“澡心归化”，戴罪效力，若不分情由一律杀之，将之逼上绝路，等于资助凶逆。肃宗觉得有理，立即宣布赦免，由是“归化日至”。参见《旧唐书》本传
克复长安以后，李勉累历清要之位，迁至河南少尹、山南西道观察使等职。有一次，李勉得知昔日的下属王晬被谮言所诬，即将被处死。紧急关头，他将实情飞表上奏，使得王晬获释，而自己却因抗旨被贬官。
李勉忠贞尚义的个性，在稗官野史、杂记小说中多有体现。如《醒世恒言》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一则，讲述了李勉查明案情真相，宽赦罪犯，却不仅为此丢官，还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虽是小说笔法，但文中提到李勉“专尚平恕”，不用酷刑，推勘缜密，杜绝冤狱，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对身陷囹圄的忠良，李勉屡屡犯险施救；而对于怙势作威的宠臣，他鲠亮介直，不肯曲意逢迎，与李辅国、鱼朝恩等当权的宦官势力接连抵牾。
李辅国是唐代第一个封王拜相的宦官，因拥戴肃宗灵武即位有功，成为天子心腹。从起草敕令、批阅奏疏，到符印军号、调遣禁军，尽在其掌握之中。肃宗驾崩后，李辅国又因拥立代宗被尊为“尚父”，至此愈发跋扈。
李勉之前的诸位宰相，不事权贵如张镐，试图钳制宦官、权归中央如李岘，都曾遭到毁谤或打压，继而被罢相。出身于陇西望族的李揆，为了保住相位，不惜阿附李辅国，“执子弟之礼”。
即便如此，当李辅国示意李勉对自己行降礼跪拜施礼时，李勉不为所屈，因此遭李辅国忌恨，一度被排挤出中央朝廷，经历数次迁转，才得以重返决策中枢。
大历二年767，李勉因军功受赏，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宦官鱼朝恩时任观军容使、知国子监事国子监为古代最高学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每到国子监视察时随员庞杂。前任京兆尹长安所在的京畿地区行政长官出于献媚之心，都要倾尽府中人力物力，精心置办几百人的宴席。
李勉上任后，逢鱼朝恩又来国子监，下属提醒他“遵循旧例”极力款待。李勉回复说：“鱼朝恩是国子监事，我到太学来见他，理应他宴请我才是。如果他来京兆府，我岂敢不准备饭菜呢？”鱼朝恩得知后衔恨在心，以后再也不到太学去了。而李勉后来也被人接替了京兆尹职位，于大历四年769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
廉洁自持 江中沉宝
李勉任职岭南期间最突出的成绩，一是平定冯崇道、朱济时叛乱，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二是振兴海上商贸，不乘职权之便，对往来商船强征暴敛。抵埠的外国商船从他初来时每年仅四五艘，增加到一年之后的四十余艘，对外贸易一改往日的萧条，呈现出货殖殷繁、商贾奔凑的景象。
除了禁腐肃贪，李勉在生活上更是素淡简朴，器用、车舆、礼服从不增补修饰。离任北归之际，他特意在舟行途中停船，将家人所携带的珍奇南货悉数搜出，投入江中，以示不储“赢藏”蓄藏馀财的决心。官民深受感动，称赞他是比肩宋璟、卢奂、李朝隐的清官，还向朝廷请求为李勉立碑颂德，获得了代宗的许可。
李勉晚年曾任滑亳节度使，居镇八年，“以旧德方重，不威而治”，藩镇将帅都对他既尊敬又忌惮。他作于大历九年774的《滑州新驿记》，收录于《全唐文》，记录了他在镇守滑州今河南滑县期间新修安史之乱中被毁驿馆的过程，阐明了摒除浮华、务求实用的工作原则。在李勉看来，雕梁画栋之类的夸丽作风，不但对驿馆供人遮阴休憩的基本功用无益，而且令人“玩巧荡神”，只会虚费公帑。李勉为何崇尚“清廉简易”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李勉一生躬行清俭，但在私人生活上并非毫无情趣追求。事实上，李勉自幼博古探奇，善鼓琴，好诗文。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提到，李勉“多蓄古今玩器”。明万历间琴家蒋克谦所辑《琴书大全》称，李勉工于制琴，曾以小块优质桐材胶结拼合制成“百衲琴”，所斫名琴“韵磬”“响泉”，皆属上品。另有专著《琴徽字议》、琴曲《静观吟》等作品传世。
后世琴家对《静观吟》有一段题解：“唯静观，则心境澄清，外诱不扰，而能浮云富贵，草芥功名。”堪为今人探寻、解读李勉为官心境之参考。
德宗继位后，李勉入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将相高位，仍礼贤下士，关心同僚。所得禄俸赏赐皆分赠给亲友，以致身后无余财。贞元四年788，李勉病逝，德宗册书追赠为“太傅”，谥号“贞简”。
纵观唐代凭借门荫入仕的宰相，成就各有不同，史家评价悬殊。如李林甫亦有才华，精通音律，却因大权独握、紊乱朝纲，死后落得削官抄家、子孙流放的凄惨结局；而李勉同样是门阀制度的受惠者，却一生正直端庄、宽厚廉谨、贞明寡欲，终成海内名臣。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言：“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所谓“亲亲用贤之道”，不在亲疏之际，而在是否存有“至公之心”。
李勉的生平故事说明，比起官员的家庭出身、入仕途径，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否坚持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成为一个人履职的积极推动因素，而非滋生骄纵、奢华之念的绊脚石。同时，业余保持高雅的兴趣爱好，有助于个人修身正心，但不能因此荒废本职工作，更不能任其成为贪腐欲望之源。（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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