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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提问天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
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2、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3、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
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4、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
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
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5、朱熹和郑樵
朱熹到同安县赴任的时候，路过夹漈草堂，于是下马前去拜访郑樵。郑樵有礼的将朱熹迎了进门，然后断出一碟姜和一碟盐招待。朱熹的书童见了当时就不高兴了，但主人说话他就没有插嘴。
朱熹将自己前阵子写好的手稿拿出来，递给郑樵，并请求郑樵给予指正。郑樵恭敬的接过手稿，将其放在桌上，然后点燃了一支香。香烟袅袅，屋内顿时一阵芬芳。
恰巧这个时候，窗外吹进来一阵风，将桌上的手稿吹的一页页的翻了篇。郑樵这个时候却像是春风醉人一样，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将手稿还给了朱熹。郑樵与朱熹彻夜交谈，一共谈了三天三夜，朱熹收获良多。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感谢，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赠给了郑樵。
朱熹和书童出了门，书童就 不满的对朱熹说：“那老头子看上去也不是什么贤人呢，对待相公也颇无礼了些。不说拿出好酒好菜，但也不能只拿一碟姜和一碟盐对付呀！”
朱熹笑着说：“盐从海来，姜长于山中，有山有海，是尽了大礼了！”
书童又接着说：“可是相公这么郑重的请求他，他却连手稿都不看一下。”
朱熹解释道：“风吹动手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了，并且看完了。再说他特意点燃香，已经是对我的大尊重了！并且之后他给我提了不少的好意见，让我收获良多。”
书童仍然有些不满，说：“可是您大老远来看他，客人出门他却不来送一送。”
朱熹笑着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草丛里飞出了一只五彩雄鸡，主仆两人不禁转头看去。正看见郑樵还站在门前，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转头对书童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扩展资料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
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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