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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女作家方方在武汉的日记,备受各界关注,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不同的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一些极端到荒诞的声音,同样值得警惕。比如有一篇自称的中学生的“反驳方方”的文章,对方方充满了诛心之论,指责方方不配当作家。此人如此声称道:
“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作家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那么,照此逻辑,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余华,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等世界级的文豪,哪个也不是“鼓舞人激励人的正能量”。
难道他们都不够作家的资格?
尤其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方方,和反对她的力量,二者是不对等的。
这些反对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公开实名,但他们的口水几乎可以触及方方的一切,包括她身为作家的资格;尤其是,他们动辄挥舞着国家、制度等大词汇,你和他们辩论,就可能被扣上各种大帽子……
支持方方的人虽然也不少,但大都非常低调。可能大家都不想给自己招来麻烦,社会名流尤其如此。
然而,有这样一位成名多年、著作等身的女作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转发了方方日记。她用这种方式,公开表达对方方的支持。
在万马齐喑的时期,她的做法,格外引人注目。
她叫张抗抗。
“女性叙事”的代表作家
张抗抗生于1950年,本名张抗美,浙江杭州人。她自幼喜欢阅读、写作,尤其喜欢安徒生的童话故事。11岁上五年级时,她的作文《我们学做小医生》,入选《少年文艺》。
然而,她16岁初中毕业那年,“文革”爆发了。
那是个荒诞的岁月,“中国虽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张抗抗从此失学,阴差阳错地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此后八年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躬耕于北大荒。
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文学之梦,工作之余写作、投稿。从1972年起,她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同时,她也没有中断自学各种知识。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张抗抗考入了黑龙江艺术学校,一边学习编剧,一边继续创作小说。
那是一个人性开始觉醒的时代,也是一批女作家,开始尝试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萌芽时期。舒婷的朦胧诗,毕淑敏女医生视角的小说,霍达立足于国计民生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宏大视野,王安忆对上海的独特情怀,都是当时女作家的杰出代表。
而张抗抗,则立足于普通女人的视角,关注平凡女人生活中的辛酸苦辣。
她认为,女性叙事完全可以独立于国家、民族或者“时代精神”等“宏大叙事”,建立一个以普通女人为基点的价值坐标。每个普通人,尤其是长期“失声”的妇女,她们既平凡又艰辛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
这种理念,在张抗抗文学创作历程中,越来越鲜明。
她在《牡丹的拒绝》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这里的牡丹,就是女性的隐喻。
对于宏大的时代背景,她站在普通女人的角度,也有深刻的反思:
“这些年里,其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
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21世纪,张抗抗一直在创作,出版了80多种小说、散文和各类作品集,累计超过了600万字。她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
不过,她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很低调。她是一个把自己隐藏在各种作品背后的人。
一个鲜为人知的八卦,是她的老公——长期从事社科研究,多年来只出版过一本小说,引发了轰动,但他本人却一直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读者都“只读其书,未见其人”。
她的老公叫姜戎,《狼图腾》的作者。
从《隐形伴侣》到《赤彤丹朱》
长篇小说《隐形伴侣》(1986年)和《赤彤丹朱》(1995年),是张抗抗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隐形伴侣》初版于1986年,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
她一方面大胆地描述女人对爱情的渴望,在那个男女关系依然充满敏感的时代,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又质疑了“爱情至上”和当时流行的“真善美”空洞口号,描写了复杂的人性,和女性在爱情中的追寻和迷惘。
尤其是,她在这篇小说中谈到:婚姻对于很多女人,往往意味着爱情的幻灭。
“婚姻是爱情坟墓”的极端说法,是1990年代才盛行的,类似的观点,在1980年代,堪称惊世骇俗。
透过肖潇和陈旭的爱情故事,张抗抗深入探究的人性的复杂:所谓的善与恶,往往是混沌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个“隐形伴侣”,不同的人格特质,会相互扶持,但也会造成一个人的内在分裂。
人性的背后,更深刻的因素,是大环境的影响。《隐形伴侣》的时代背景,是知青在北大荒的岁月,纯真的理想、不切实际的大口号,和切实的身存压力,和那个荒诞时代对人性的种种扭曲,光怪陆离地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篇爱情故事,但蕴含的多重主题,远远超过了爱情本身……
1995年,张抗抗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她以一个名叫朱小玲的女人视角,讲述了祖辈、父辈在革命岁月的种种经历——“大时代”中,众多小人物的辛酸和血泪。
小说的标题,“赤彤丹朱”,每个字都有“红色”的含义。
红色,象征着“山河一片红”、“根红苗正”的革命话语,同时,也是“甲第朱门”的权力象征,也是血的颜色。各种“红色”的叠加,象征着那个时代,众多普通人的命运。
被冯唐称为“当代文学第一人”的王小波,写过一篇《赤彤丹朱》的书评,文风辛辣,对这篇小说颇多吐槽。王小波认为,张抗抗的这部作品,和尤瑟纳尔的长篇名作《北方档案》、《虔诚的回忆》,颇多异曲同工,但比尤瑟纳尔略逊一筹。
尤瑟纳尔是法兰西院士,当代顶尖的作家之一。王小波对文学作品的点评,向来非常耿直,连托尔斯泰都没少被他吐槽。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在王小波看来,足以和尤瑟纳尔的名作进行比较,这也可以说,是对《赤彤丹朱》的一种极高评价。
《隐形伴侣》和《赤彤丹朱》,至今都是长销书。
时间是最残酷但也是最公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就足以被称为经典。
接地气,为现实生活发声
一些作家,仿佛完全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即使以当代作为故事背景,呈现出来的一切,也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
而张抗抗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人,多次针对现实问题发声。
张抗抗半生的足迹,从西湖畔到北大荒,成为作家后,也去过很多地方。但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纪之交,发现了这样一个突出问题:
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在经济竞相发展的同时,本土文化往往不断削弱甚至泯灭,甚至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也互相“抄作业”——到处都是风格类似的高楼大厦和立交桥,灯红酒绿的另一面,是普遍的庸俗,毫无个性可言,本土化、多元化的人文精神也在不断流失。
为此,她写了一篇短文:《城市的标识》。
在这篇文章里,张抗抗毫不隐晦地指出:
“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多胞胎了。”
“窗东的猎奇门、窗西的八佰伴、南门的肯德基、北阳台下的麦当劳……都像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克隆弟兄。就好像每个城市的商店宾馆,都像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克隆弟兄,就好像用各自特制的拉链,把天下各处自家的门脸统统锁成了一个连体人。”
她还说:如今,只有树木——比如福州和广州的榕树、海口的椰子树、喀什的圆冠榆——成为仅有的城市标识。
在文章的最后,她呼吁道:
“也许有一天,树将成为城市的灵魂。以心去爱我们城市的树吧,那是大自然留给我们最后的馈赠,也是城市仅存的个性了。”
这也是一种委婉地“吹哨”——在世纪之交,各个城市在迅猛发展、进行各种建设的同时,树木都急遽减少,大片的树木绿化带在各大城市都纷纷绝迹。
这篇文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选入小学和初中的语文教材。
此外,张抗抗多次为提高对作家稿费的征收门槛、扶持传统书店和纸质书行业、提高退休教师待遇、完善《著作权法》等现实问题,大声疾呼。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方方日记几乎成为全国文坛的另类。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作家,有些人长期沉默,有些人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更有人大声歌颂,仿佛这是一场重大胜利,而不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而张抗抗,则以转载方方日记的方式,公开表达对方方的支持,这在当今的文坛,也成了罕见的特例。
这是张抗抗的勇气,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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