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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所昆 在中国，提起北京大学，谁不向往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文科生参加高考，就曾梦想着能考入北大历史系。但是，梦想与现实总是有反差，最后录取我的是南方一所普通水运院校，专业属于经济管理类。这与“北大”相比，与“历史系”相比，都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人生如梦，命运有时也爱与人开玩笑。谁能想到，已经从事港口工作二三十年，年届五十的我，竟然还会有幸结识北大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近年来我痴迷于日照地方文史研究，得到了他热切关怀和大力指教。 这位北大老教授，是张传玺老先生！张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经师从翦伯赞，并任其助手。他发表有大量的学术论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27年张教授出生于日照县涛雒镇，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代名人，日照人民以他为骄傲。耄耋之年的他，对故乡仍是念念不忘，怀有深厚的感情。 有必要再具体介绍一下我自己。水运院校毕业后，老家青岛郊县的我莫名其妙地被分配到日照一港口企业，继而在这里安家立业了。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车祸，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后来不得已办理了离岗休养。长年赋闲，总得找点事儿做，我就发挥自己爱好历史和地理的特长，开始揣摩地方历史文化，对日照市许多古老地名的来由进行探索，并执持不少独到见解。 因为久仰张教授大名，2016年末，我将已见报的数篇关于日照古地名考证的拙作，大胆地邮寄给素昧平生的张教授。他收阅后，在头一两天里，即一遍又一遍打电话联系我，可见他对我寄去的文章是多么重视啊。尤其是有一篇《涛雒缘何取“雒”字》，让他欣喜不已，赞赏有加。张教授反复问讯我的家世和我的学历，看得出来，他对我以及我的文章，抱有很大兴趣。从此，我与张教授便开始了忘年之交，虽然从未谋面，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数年来，通过电话交谈或书信往来等方式，他老人家常常是在为我一个人讲授学问，并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还一丝不苟地审阅我寄去的一篇篇文史研究稿件……如此的“一对一教学”，让我受益匪浅，自感学识大长，并在心灵上得到一丝慰藉——— 漫漫人生路，自己也算是与“北大历史系”沾上一点边。 张教授看出我对考证地名情有独钟，认定我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鼓励我说：“你研究日照古地名，是一种学问，这叫地名学，是很重要的……我很支持你！”他还在赠我的一本新书扉页上写道：“你对日照的老地名之热情、认真调查研究，感动了任何日照人。”在地名研究上，我向他请教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已发表的关于“石河县”“海曲”和“东夷”的篇目中，就包含有张教授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张教授阅读我寄去的考证文章，非常认真，譬如，他曾指出拙文《这个“冫口”字谁认得？》标音“zhàn”，声调是错误的，应读一声。 张教授偌大年纪，依然保持着超强的记忆力。老人家无数次给我讲述他脑海中日照的山川地理和故事传说，其中有不少事情，我以前闻所未闻。他多次将他的一些著作赠寄给我，特别是与家乡有关的书文，如《涛雒旧事六百例》《海曲盐官两千年史事八议》等，他还向我讲述他写作《难忘童年少年时》的故事花絮。张教授的个人专著和主编著作多达二三十种，我粗读了其中的《中国古代史纲》《翦伯赞传》《中华文明史》等，还不到十种，从中也领略了张教授渊博的学识。 张教授每每教导我要重视调查研究，要多读些史书古籍，更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他还特别向我指出考古的重要性，认为我“考古做的很少”，又强调“考古要见到实物，否则，发表意见很难”，并教我一些考古常识和小窍门。说起我参与考古的经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日照文化界的朋友们或许还能记起，《大众日报》曾刊登拙文《“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后来张教授读到此文，非常兴奋，鼓励我要深入探索下去。2017年春夏之际，河山风景区在山顶地带施工，意外挖出了古建筑遗迹，我将此线索打电话提供给市电视台，“日照”节目组来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之后播出了《河山土层下发现青砖与碳灰疑似古迹遗址》。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张教授在与我一次通话中才得知此事，他问：“你亲身前往文物部门做汇报了吗？请专家考古了吗？”我回答：“还没有。”张教授有些不高兴了，以略带批评的口吻叮嘱我：“一定要报告给主管部门，加以保护，无论它的价值大小。”“你汇报给有关部门，管不管是他们的事，你不汇报，就是你的不对。”尔后我便专赴市文物局进行了详细汇报，并陪同文物局派出的多名专业人员登上河山，算是补救落实了张教授的嘱托。从上述事件中不难感受到，张教授对待出土文物是何等重视啊！他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给所有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树立了榜样。 第二件事。碑廓是一个千年古镇，人文历史积蕴深厚，我前后去过那里不下十余次，在“碑”上下足了功夫。起初张教授看了拙作《日照古镇碑廓，名字或因项橐》，对文中观点表示惊奇，甚至还有所怀疑。后来他审阅了我撰写的长篇考古调查报告《碑廓“大碑”哪去了》，以及论文《碑廓缘何读“碑guō”》，转而对我的观点开始表示认可了。考古行动产生的特别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忆想往事，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张教授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为人处事时时彰显着师者本色、学者风范。我俩交往快有五年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没有一点架子。前不久，他语重心长地寄语于我——— 做学问，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要守正和创新，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老中青学者，都要远离个人的名利，身外之物最要不得…… 今年春节前，我收到张教授发来的一个快件，内有他写的信，还有他赠我的一本新书。张教授信中既有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之语，又有对我的建议，较之以往明显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和高度，即：要想在历史研究领域走得更远，还必须用哲学思维和社会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对我这个民间的文史爱好者而言，如此的标准和要求，似乎有些高远，这就促使我今后必须付出更大和更多的努力。 每次书信来往，针对我正在开展的文史研究课题，张教授都会热情地给予一些指点，这次也不例外，在信的后半部分，他与我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涛雒镇“上元”下元”两个村名来由；二是对“星槎”一词的认识；还有关于孔子与项槖的故事。 回想张教授一次次的点拨和教导，我直感如沐春风，恰似醍醐灌顶。人到中年，半路出家，我开始迷恋上日照古地名文化，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幸遇上了张教授，可真是我的福分啊！正是得益于张教授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栽培，我早已不局限于对日照古地名的探究，而是扩展到了日照人文历史的诸多方面，并不断有文史类作品见之于媒体。 张教授所赠新书是《封建王朝的兴起 张传玺说秦汉》，封面上还有他老人家的题字：“赠张所昆老友一阅”。张教授给我写信或留言，因为都姓张，起初他亲切称呼我为“宗亲”，后来改称“同志”或“贤契”，现在他又呼我为“老友”，这可就令我愧不敢当了：他为史学泰斗，我乃无名小卒，正式给他当学生或者关门弟子的话，恐怕还都不够资格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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