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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不能厚此薄彼，对群众应该得到的合法利益，不能克扣。”
“处置群体性事件，要‘一手软，一手硬’：要用真心、真情对待群众，心要软；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诉求，对极少数无理取闹、挑起事端的不法分子，就要敢于依法打击，这一手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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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长春曾经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主政，治理贵州省有名的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颇有建树。瓮安“6·28”事件刚刚发生，贵州省委委以重任，任命他为瓮安县委书记。
2004年，龙长春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调去松桃苗族自治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当地农民打伤地质队员，公安局抓打人凶手，300多个农民围攻县委、政府。龙长春闻讯只带8名公安人员赶去现场，讲明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群众只能派代表与县委领导对话，其余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围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对不听政府劝阻的，一定要依法惩处。对现场跳得最凶的几个人，他责令公安人员当场强制带离。对打伤地质队员的农民，明确依照有关条例处罚。当时围攻县委、县政府的绝大多数群众，看到新来的县委书记依法行政，行动果敢，对事不对人，有明确态度，纷纷撤离现场。
松桃苗族自治县是民风剽悍的地方，群体性事件连绵不断，此前每月发生群体事件20多起，自从县委依法处置农民围攻县委、县政府事件的消息传开后，群体性事件大大减少，全县社会治安好转，社会政治稳定，广大群众有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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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长春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任县委书记时，官舟淹没区的移民300多人围攻沿河县政府，准进不准出，要求政府解决淹没土地补偿问题。龙长春在浙江宁波接到报告后，乘飞机赶回去，立即把围攻县政府的移民安排到政府大会议室，倾听移民的诉求。移民反映说，过去淹没他们的承包地，政府是用调减农业税的办法给予补偿，国家免征农业税后，等于取消了对淹没区的补偿，不合理，不公平。移民要求马上答复解决问题。龙长春说：“这是20年前的问题，怎么能要我立即解决？你们给我两周时间，我派干部去调查，摸清情况后，拿出解决办法来答复你们。你们围攻县政府是违法的，必须立即撤离，不撤离就要依法处置。”移民听了服气，陆续撤离现场。
龙长春当即派20多名干部去官舟调查，采取按减免农业税折算成钱的办法，给予移民补偿，满足了移民合理的诉求。鉴于官舟比较贫困，又采取安排扶贫项目的办法给予扶持。移民对县委、县政府关心农民，从实际出发解决具体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沿河县委、县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
龙长春说：“一个法治国家，必须依法办事。群体性事件发生了，主要领导首先要敢于去现场，敢于面对群众，能够解决的问题，当场讲清楚。在与群众对话的过程中，群众有积怨要让他发泄。领导者也要给他讲政策，让他懂道理。如果主要领导敢于面对群众了，还有黑恶势力在挑事端，公安就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把后续工作跟上，围观群众就解散了。瓮安发生‘6·28’事件，当极少数人动手砸公安时，公安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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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瓮安“6·28”事件，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党政机关干部及公检法司干警，在近些年来发生多起公共危机的管理上，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律，没有认真学习借鉴各地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而是用习惯的管、卡、压老办法，对群众的诉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冷漠相待，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要领导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失语”、“失声”，党委和政府对“6·28”事件付出了沉甸甸的代价。
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发生的瓮安“6·28”事件，值得深入研究，举一反三，认真总结吸取教训，防范此类事件在异地、异时重演。对新时期新阶段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从经济高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趋向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出发，不要轻易将民众为正当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简单地抓“幕后操纵黑手”，简单地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处理涉及面这样大的群体性事件，应当冷静分析，科学决策，卷入群体性事件的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体，甚至是青少年学生，表现形式看似激烈，只不过是群众利益诉求在新形势下的新表现，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增强的表现，实质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属于沟通、说服、教育、引导、分化、帮助等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不能不加区别，简单化处理，将人民群众推向对立面。
与此同时，对极少数别有用心，对党和政府、对社会心怀敌意，趁火打劫，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骨干分子，对触犯刑律的犯罪嫌疑人，要旗帜鲜明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依法惩处，依法打击，为人民伸张正义，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一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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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要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充分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处在开放的社会里，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政务要公开，信息要畅通，一个阶段的工作、一项重大决策、发生重大突出性事件，党委、政府、党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要及时将真实情况向人民群众公布，向媒体通报，主动引导舆论，而不是捂着、盖着。要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主动贴近人民群众，就会化解矛盾，消除积怨，凝聚民心，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就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而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无足轻重、愚昧无知甚至胡搅蛮缠的“刁民”去加以管制。
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不能回避，不能绕道走，要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对大量涉及群众利益关系的矛盾，政府要站稳中立的“裁判立场”，主持公平正义，切实维护好公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司法也要把政府和公众个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尽量避免出现公民投诉无门的情况。否则，如果平时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当、判决不公，无数的小事，在无数群众之间口口相传，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就会下降，最终会酿成影响当地社会整体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现期，群众的利益意识日益觉醒，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企业、与部门甚至与政府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新时期新阶段，如何提高处置社会公共危机的能力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这对执政党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
刘子富著
新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刘子富通过对“瓮安事件”深入调研，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这是对贵州省成功处置"瓮安事件"的系统的总结。本书对各级领导干部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
刘子富，原新华通讯社贵州分社社长、党组书记，新华社高级记者，2005年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与人合著探讨中国粮食出路问题的《路在何方》、对中国第一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贵州毕节试验区作全面、系统介绍的专著《贫困·忧思·奋起》、中国反腐败走势录专著《居安思危》等三本书，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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