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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元曲中的故事: 元朝统治者与文人们的矛盾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呆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鸦青钞。
《中吕·朝天子·志感》无名氏
在整个元朝时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因为统治者蒙古人本来就是靠武力得天下的，潜意识里对文化人是看不起的。元朝这个时代比较短命，当然跟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大凡任何时代读书人都是舆论的导向，读书人过得好不好，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不发达，像汉朝、唐朝、宋朝这样的时代，读书人都活得好得很，成天写东西，写得很多，写出了整个文学史上最华丽的汉赋唐诗宋词，这些时代的文人们大多还对出将入相有着相当的渴望，很多词章中都流露出各种希望。而到元人时代，读书人们则大多持消极态度，虽也有很多人想要达则兼济天下，但更多的则是想要隐居世外，做个逍遥的高人贤士。应该说元朝读书人们的心志，更要自由些，更贴近群众些，毕竟想要当官的很多，真正能当官的就那么些。
跟唐诗宋词比，元曲是不多的，唐诗宋词的数量以万为计，而元曲则不多，即便是小令的也不到4000篇，杂剧100多部，散套近500套。但就在这极少的元曲，也跟唐诗宋词占有相等的地位，而且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元曲，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都讲了个遍，对明清诗词小说等皆影响深远。元朝人来自北方，骨子里就是草原文化，知识结构较为粗糙，而且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极大的膨胀了他们的自信心，就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如蒙古人，即便是数千年文明繁衍的中原汉人，也被蒙古人视作劣等民族，因此元朝推行种族等级制度，让文人数量最多的汉族也遭遇了歧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支持，都绝对逊于蒙古人。
蒙古人信仰的是天，其宗教信仰不同于汉人的儒墨道法，这种信仰跟中原地区早期的文化，就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夏商文化有点类似，蒙古人就是上天的代理人，是天帝派来管理人间的信使，血液里流淌着来自天的基因。这种压迫式的种族态度，直接导致中原地区的读书人们深刻的意识到，如果元朝仍在，他们的命运就会永远无法改变。当时的蒙古人对中原文化蔑视感，也就促成了元朝统治者很难重视中原文化，即便如忽必烈这样拥有深谋远虑的君主，也无法彻底让族人实行汉化之策，元朝也就成为中国历史极少数的进入中原而没有被汉化的族群。
元朝初期的统治者，甚至对历经数百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废止，这是对中原读书人们最大的心理打击，可说是摧毁了他们心中的最后那颗稻草。此后这些文人们对政治的绝望感就贯穿始终，就算是能够进入朝堂为官的文人，很多也都对朝野政治无能为力，最后也要选择归隐山林。读所谓的圣贤书，读的越多就越是烦恼，那些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元朝的文人们 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他们才要说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当然这里更是说的元朝统治者们，他们也不用读书，不用识字，光凭他们的出身，就决定他们的高官厚禄，这可谓是一语双关，也是对元朝朝廷的怨刺。
古代的人有立身之说，就是八岁就要读小学，学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知识学了来，又是要报效国家的，报效国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得朝堂，或者上得战场。八岁入学，而后数年就不断的学习，到十五岁的时候就进大学，后来就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可惜的是，元朝废止科举，彻底颠覆了读书人的思维模式。经数百年传承而来的读书人习惯，就此被改变。卸下了农耕技艺的读书人，在当世就变成了异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成为这些读书人的标签。
如果他们要在这样的时代生存下来，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实现衣锦还乡的夙愿，但是他们读的书也是不能浪费，而且这么大的群体，元朝政府也不能放任自流，终归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于是元朝人就推崇戏曲杂剧，让这些读书人有了新的选择。寒窗苦读不能当官，但到雕栏瓦肆去写小曲，唱剧本，也是能养活自己的。这种风潮在蒙古人定都大都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泛滥，诸如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等人，为整个元朝时代的读书人做了表率，即是活跃在民间，靠着写剧本也能名垂千古，也能在读书人中赢得好名声。
这其实倒是元朝朝廷给中原文化带来的意外的惊喜，过去的戏曲之事，是三教九流的末位，是上不得台面的，而在元朝时期，虽戏子的地位依然不高，但是居然也能登堂入室了，写作剧本的读书人也能赢得达官贵人的喝彩了。读书人们终于不再纠结何去何从，读的书终归是有用处的，终归是可以博取身前身后名的。也就是从元朝开始，读书人走出了书斋，走到民间，跟三教九流混迹成群，这才是真的不是迂腐的读书人，不是只懂得读书的读书人。
过去的杜甫等也是浪迹江湖，才写得出朱门酒肉臭的好句子，宋朝的读书人大多崇尚理，就是在书斋里求学，除了陆游辛弃疾这样的大气魄之人，很多读书人就是走偏了，看不起征战沙场的将军，看不上民间疾苦，于是才出了那么多身居高堂的读书人，只会枯燥的说教和空想，出了那么多文官当道而武将衰微，也才有水浒传里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也是报国无门。而范仲淹一旦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就能传唱后世，说明宋人的这种高堂与民间的脱节已经非常严重。元朝，恰恰改变了这个问题。
是《窦娥冤》，是《西厢记》，是《汉宫秋》，都是词曲作者们融合民间而后的所得，也是将民间所谓粗鄙之故事用书面化的语言表达了出来，用喜剧化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这也才能在元人的朝堂里演绎，才能为民间的百姓所钟爱传唱。后来中国人的四大名著，广为传唱，也都是在元朝时期出现了原始雏形，在民间几经辗转，无数次的表演才奠定其根本地位，而那些汉赋唐诗宋词，虽则好也，但终归是书斋里的东西，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读起来拗口，说起来不自在，而且三五长句，说完就完了，即便就意韵，也就片刻功夫，而不会像元曲里的故事，从天光微亮说到夜色越浓，都说不完，一个人听，一群人听，都会有不同的味道。
因此，元朝的读书人当不到官，大多都要到戏曲的江湖里转转，认得几个红颜知己，写得几曲好剧本，在各种游乐场所传唱，让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体会到自己的思想，这真就是打破了过去读书人的视野，以前的文化类的东西，都是读书人或是朝堂里的人懂，而此后的这些玩意，民间的人也懂了，又通俗，又能传唱，于是那些写得好的人，就成了曲艺江湖里的网红，不仅戏子们崇拜，百姓们传唱，就连朝廷里的达官贵人们，也要买票来看戏，甚至成为某种风尚。依靠元曲所带来的魅力，终于促成了蒙古人与中原汉人的大融合，当然，这并非他们所能想到。世间种种，皆被逼而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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