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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和文种，两个地位悬殊的人，为何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呢？又为何能强强联手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把范蠡定义为“被精神病”，就是说范蠡的行为做派不符合当时的世俗观念，而被定为异类，小编想说，范蠡虽“痴”，但头脑不傻；范蠡虽“狂”，但内心不乱，他的愤世嫉俗、独来独往，甚至不务正业都是缘于才学超凡，而“知我者希”。历史一次一次地向我们证实，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谋略家，他们都曾经因为保持了自己的独特个性，有着凡人难以企及的智慧高度而“被精神病”。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曾经先于范蠡在渭水河畔上演“直钩钓鱼”行为艺术的姜太公，还是那晚于范蠡而躬耕陇亩，却常“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诸葛亮，他们在出山之前遭遇到的社会评价，总是惊人的相似。文种的到来， 恰如天降鲍叔牙，为无人能识、无人可诉的范蠡打开了一扇敞心之门，也为他推开了一扇由梦想通向现实的幸运之门。
文种是伯乐，范蠡是千里马。范蠡与文种，出身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才学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处事方法也不一样。在世俗的眼中， 范蠡和文种这两个人的交往几无可能:一个是出身贫寒、自谓衰贱的佯狂草民，-个是主政一方、高高在上的宛令老爷。身份的悬殊，并没有拉开两人心灵的距离，范蠡和文种之间的“抵掌促膝，志合意同”，是彼此的认可，优势的互补，思想的激荡，智慧的碰撞。
文种是楚国邹部落的贵族。邹国本属中原南方的国家，春秋末年时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在强敌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一向比较注重谋略，文种虽不是强悍善战的武将，但在以少击众、以弱抑强的策略表现上颇为突出。谁能够真正地赏识、启用文种，那真的是君主之福、社稷之福。他的智慧才学，是骐骥这样的千里马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可以与日月这样的大光明相互参光的。小编认为，君王把国政托付给他治理，没有不遂心如意的。
范蠡是一介平民， 虽然出身草根，但是勤奋好学，更兼明师高人指点。在计然的悉心栽培下，范蠡掌握了用兵之策、治国之法、致富之术，还有为医之道，学到了道家因任自然、不循常规，以小博大、长于应变的智谋，以及形成了虚实互换、祸福相生的解证思维。所以他能够安于贫困，善于等待机会，尤其是奇思怪想不绝，创新能力超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由于在农村长大，范蠡算得上是个田野学者。 他对于自然山川、天象气候、草木作物、农田水利的熟悉程度及其重要性的认知，肯定要优于贵族出身并一直做官的文种。从性格和所擅长的领城来讲，“种善因始，盘能虑终。”“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文种是一 个很好的创业者与管理者，他善于把握细节，着眼今天，注重程序，强调纲纪，以正治国，奋进有为，是儒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范蠡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者和经营者，他善于掌控战略， 放眼未来，擅长创新，超越规则，以奇用兵，退守无为，是道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知人而自知?如何成人而成己?这就需要强强联手。高明的人， 总是善于识外缘、借外势而壮实自我，以求内外合谋，傲视天下。所谓“贤臣择明主而事，飞鸟择良木而栖”正是此理。遗憾的是，尽管伯乐很想帮千里马成就大业，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明人，而非明主。文种与范蠡式的遇合，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十分典型的案例。但是它跟姜太公渭水独钓，周文王愿者上钩的故事不同，也跟诸葛亮躬耕南亩，刘皇叔折节三顾的故事有别。周文王和刘备都是老板的命，文种却没有这个先天优势。
春秋时期，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人才流动也非常普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人才猎头服务、人才鉴定评估也风生水起。小编认为，文种来到宛邑南阳，或许就是一种历史的使命与巧合。他如同伯乐那样善于甄别人才， 在“时人尽以为狂”的纷乱假象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范蠡。作为中国春秋时期的知名猎头，文种与鲍叔牙荐管仲、伍子胥荐孙武相比，也不能等同而论。跟这两位鼎鼎有名的大猎头相比，文种具备什么优势呢?贬职边陲的楚国公务员，蹉跎岁月的地方县太爷，怎么帮范蠡?怎么荐人才?说得难听点，位卑言轻，自身尚难成全。
范蠡和文种，两个地位悬殊的人，成了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强强联手也是时局发展的必然，但缺命格罢了，未能走上九五之尊的位置，不过他们的未来也被后人所称道，也是不错的了，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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