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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代皇帝与玉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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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诗作最多的皇帝——乾隆，他的一枚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曾以1.61亿元成交，刷新了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的世界纪录。近年来皇帝玺印的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背后固然与近年兴起的皇帝热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皇帝玺印本身所具有的品位、文化等特点决定的。
历朝宝玺制度
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 告时，皆钤盖宝玺。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嬴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钮、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 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清代皇帝玉玺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 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钮式、文字都基本不差。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 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北宋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 着“盛京十宝”。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 寸九不等。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 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信”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钮式则清一色的为龙钮，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 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钮，到以后的螭虎钮，而螭龙钮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钮了。
不过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相对完整保存下来的，就只有清代的。明以前的则完全没有实物可参看，只能从一些史书中看到零星记载。现在藏玺最多的为北 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相当数量的藏品。私人收藏大多在国外，尤以法国为多，国内市场极为少见。这其中的原委，跟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后，各国派兵驻守的区域有直接关系。当时德军将指挥部设在了乾隆皇帝用来接见外国使节和召开宴会的紫光阁，因此在这里的大量紫光阁功臣像和大量的瓷器被掠 到德国。法军驻扎在景山的寿皇殿，雍正时期这里曾用来供奉康熙的“御容”，之后乾隆将这里重新翻修后，专门用来存放前任皇帝们的御玺。
乾隆当太上皇刻玉玺留念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 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 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德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 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 尊为太上皇的例子。
清代皇帝玉玺
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 但多数是受形式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对于乾隆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 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这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 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
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太上皇玺”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方。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 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唯一一枚圆形印面的。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 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 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 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 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 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 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 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 玉圭上就是如此。
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往往与“太上皇帝”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现“古希天子”圆玺已佚失经年，故此“太上皇帝”圆玺弥发珍贵。
乾隆的玺印数最多
入关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一方玺印，是明朝的皇帝赐给他的满洲建州卫的印，现在能在档案上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有两方老满文刻的金印，现在能见到。
顺治帝的印章大约是20方，我们能看到的实物是木头做的，非常朴素，但是印模刻得非常好，在书画上也能够看到。
康熙的玺印有120方左右。玉质、木质、石质等各种质地的都有，而且雕刻比较精。
雍正帝的玺印稍多一些。乾隆元年对雍正的宝玺进行清理，得到的数目是204方，分装在39个匣子里。雍正的印章大部分都是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石材——寿山石刻的，占90%，都很朴素。
乾隆玺印就更多了。乾隆一生共刻制1800余方宝玺，比整个清代其他所有皇帝的玺印的总和还多。因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北京抢掠，晚清时期从宫内流出等原因，目前流失到世界各地的乾隆宝玺大概有二三百方。
乾隆的一方方玺印是他为自己漫长人生路树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如乾隆四十五年，他圣寿七十，便据杜甫诗句镌“古希天子之宝”以为纪 念。至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圣寿时，又仿照此例刻“八徵耄念之宝”，并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组玺总量达660方。纪 盛之意更为明显。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嘉庆二年1797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玺措辞极 其直白，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明摆着讲，虽然儿子当皇帝，但大事还得老子说了算。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比如“古希天子之 宝”、“八徵耄念之宝”都多达几十枚。
乾隆宝玺多，数字在历代帝王中无人能及。在质地上，乾隆宝玺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 澄泥等，但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较多，玉石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总量达600余方。
嘉庆的玺印大致有500方。其中一部分是乾隆帝的闲章，也入了嘉庆的宝薮，继续使用。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大致有400多方，以玉印为最多。
道光的玺印很少，大量用乾隆、嘉庆的印，真正自己做的印不到100方。
咸丰更少，30方左右。同治20多方。光绪将近七八十方。慈禧是清后期制作玺印最多的，将近有三四百方，而且印章的雕刻形态、组合等各个方面都有点像乾隆。宣统的玺印有50方左右。
1、“养心殿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6cm。附系黄色绶带。
宝四周浅刻乾隆帝御制《养心殿铭》，绶带上系黄签，两面写有不同的文字，分别为“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常禄交养心殿宝一方，青玉”和“玉匠周文玉认看，廿一日”，为同治时期整理宝玺时所留。养心殿位于后三宫西面，西六宫的南端，明代和清初都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在养心殿为其守孝，礼成后再未迁回乾清宫，而是以养心殿为皇帝寝宫，从此直到宣统帝，清朝共有八位皇帝居住于养心殿，使这里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召见臣工和寝兴之所。其东暖阁曾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同样是在这里，宣统帝秉承隆裕皇太后的旨意，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2、“重华宫”玺，清乾隆，青金石质，蹲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cm，长3.4cm，通高5.8cm，纽高2.6cm。
重华宫原是明代乾西五所之中的第二所，乾隆帝为皇子时的居所，其十七岁成婚以后就一直居住于此，故继位后将其升格为宫，名重华宫。乾隆帝非常看重这处“勤圣学而谈王道”的龙兴之地，认为这里是他“少而居之，长而习之，四十余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的地方，故每年除夕、元旦，无不于此少坐，新正与诸臣茶宴联句，成为例典。该宫是乾隆帝极为重要的活动场所。
3、“三希堂”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随形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3cm，长4.2cm，通高8.5cm。
三希堂在养心殿西暖阁西次间，是清宫著名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中国书法史上的稀世珍宝，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至乾隆初年为内府所收藏。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特别在养心殿西暖阁专辟一小室珍藏这三件法帖，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虽然只有四平方米，但陈设幽雅、古朴，高雅与精致始终充溢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三希堂始于乾隆朝，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4、“五福五代堂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
“五福五代堂”原为宫中景福宫内明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世，故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亲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在景福宫内，并特作《五福五代堂记》：“兹蒙天贶，予得元孙，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饷其事。则予之所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同时命镌刻多方“五福五代堂宝”玺以纪其事。不仅如此，乾隆帝又再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于避暑山庄东宫“卷阿胜境”殿内，并镌“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宝”。所有这些，都是对他“古稀有七，曾元绕膝”这一人生重大历史的记录。
5、“学诗堂”玺，清乾隆，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cm，长3.2cm，通高6.7cm，纽高2.6cm。
“学诗堂”位于紫禁城东六宫之一的景阳宫的后殿，是清代宫中一处十分重要的收贮书画图籍的地方，“学诗堂”的得名便与殿内所收藏的书画名迹有密切的关系。“学诗堂”里的“诗”，是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南宋初，宋高宗命宫廷画家马和之，以汉代毛公所传的《诗经》为依据绘《毛诗全图》，并亲自书写经文与之相配，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著名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散失很多，到乾隆朝时，内府共收藏有十七卷。经过乾隆帝的审定，认为其中的五卷为赝品，其余十二卷为马和之的真迹，乾隆帝在每一卷的后面都书写了跋语，合在一起，收藏于宫内景阳宫后殿，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题写了“学诗堂”匾额悬于殿内。乾隆帝于第二年春正所作的诗句 “东壁图书贮景阳，新颜后殿学诗堂。缘收赵宋君臣迹，企想姬周礼乐场”正是当时情况的实录。
6、“长春书屋”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方形玺，篆书。面2.5cm见方，通高8.3cm。
此玺为乾隆帝的闲章。乾隆帝为皇子时，雍正帝赏赐其长春仙馆，并赐号长春居士，故以后所御书屋，多以长春命名。以“长春书屋”命名的书屋在圆明园、宫内和避暑山庄都有，是乾隆帝重要的文事活动场所。
7、“避暑山庄”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cm见方，通高13cm，纽高4.7cm。附系黄色绶带。
此玺原存放于避暑山庄。印台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叙述避暑山庄建造之原委。配紫檀木宝匣，匣顶刻“避暑山庄”四字，匣四周亦阴刻填金《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落款“乾隆丁卯仲秋月瀚御制”，知此玺制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钤用于有关避暑山庄的书画碑刻之上。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清代皇帝避暑及处理政事的重要场所。
8、“纪恩堂”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9cm见方，长6.5cm，通高9.4cm，纽高4.5cm。
此玺质地温润，雕刻精细。印台四周浅刻填金乾隆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配紫檀木雕龙宝匣，匣四周亦阴刻填金同一篇御制文，落款为“乾隆三十八年岁在癸巳仲夏月御制”，可知此玺制作是在1773年。按：纪恩堂共有两处，一处在避暑山庄，一处在圆明园，是乾隆帝为纪念祖父康熙帝将其养育宫中的深恩而特意命名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中讲道：“圆明园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自。避暑山庄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迹。名同而实异，文异而事同。”所谓受恩之迹，即指乾隆帝十二岁时曾随康熙来到避暑山庄，康熙安排他在万壑松风之侧室居住、读书，令其日夜陪侍左右，对他呵护备至。乾隆帝即位后特书“纪恩堂”匾悬于此殿。从此玺四周所刻御制文，可知此玺是专门为避暑山庄内的纪恩堂制作的，平时放在其中，以备钤用、纪念。
9、“戒得堂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5cm见方，通高8.6cm，纽高4.1cm。附系黄色绶带，配紫檀木浮雕海水云龙纹宝匣。
戒得堂位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左，命名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则知此宝制作于是年或稍后，专门存放在此书堂内。关于戒得堂命名之始末，乾隆帝曾有《戒得堂记》云：“我皇祖圣寿望七时，尝欲镌通用小玺，命内廷翰林拟文，皆无当圣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然当时圣意引而未发。予今亦届七秩，于元旦试笔，即隐括此语为什。兹驻跸避暑山庄，乃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玺之处，而予受恩之所也。适作书堂于清舒山馆之左，即以此题额而为记，以阐皇祖之意。曰：帝王之学，与占毕书生有不同，则所戒亦当各异。未定方刚之戒，兹不复论，兹所戒者，当在得矣。”可知此堂之命名，既有仰体康熙“戒之在得”之训的意思，也包含乾隆自我鞭策、自我警励的成分。
10、“四知书屋”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3.5cm，长6.5cm，通高7cm，纽高3.4cm。
四知书屋位于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之后，是召见王公大臣之所。康熙帝曾题“依清旷”匾悬于内檐，乾隆时又题“四知书屋”匾悬于外檐。关于“四知书屋”的含义，乾隆帝在其《四知书屋记》中有详尽的解释：“予之所谓四知者，盖引孔子《系辞》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之意，内以正心，外以敕政，而更慎于用兵之际……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阳动而阴静，动无不由静，彰无不由微，刚无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刚，微能揜彰，静能胜动，此又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正心敕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以此作为修身养性、熙政诘戎之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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