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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拔群（1894 1932），广西东兰人，壮族。原名秉乾，后名萃，字拔群。东兰属广西右江地区，这里曾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活动的地区，韦拔群从小就听到不少太平军锄奸济贫、为民除害的事迹，并深受影响。约十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但兴趣不大。1907年考入东兰县城高等小学就读，开始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并结交不少学友。1912年考入宜山县庆远中学，因曾议论校方和拒绝捐资为校长祝寿而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后，韦拔群于1913年来到广西省会桂林，考入广西法政学堂，期望学到新知识，但未能如愿。旋因抗议广西省教育司长视察广西法政学堂，于1914年离校回到家乡东兰，变卖部分家产，北上武汉，沿长江游历，亲身感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日益深入民心，认为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1915年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后，蔡锷在云南、贵州组织讨袁护国军，韦拔群再次变卖家产，从武篆招募100多名乡友，购买部分武器，来到贵州，投奔贵州第一混成旅旅长熊其勋被委任为新兵连副。在讨袁战争中，他身先士卒，率部进袭松坎，夺取綦江。讨袁战争结束后，韦拔群于1916年被保送入贵州讲武堂深造，学到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韦拔群很快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思想。1919年从贵州讲武堂结业后，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某军部任参谋。五四运动爆发后，韦拔群勇敢地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揭露旧军队的反动与黑暗，并以“愤不平”的笔名公开张贴《改革社会》、《改革军制》的文章，在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即被军部查究，韦拔群乃弃职而去。1920年9、10月间，分别到上海、广州寻找孙中山。到广州后，韦拔群参加了广西籍国民党人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1921年8月，随广西省长马君武返回南宁，出任南丹、东兰县长。旋离职回到家乡东兰。 1921年9月，韦拔群在家乡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秘密组成了改造东兰同志会，以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为宗旨。1922年1月，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公开打出“广西不得了”的旗帜，号召农民革命，并领导了清算武篆三土豪的斗争，带领群众收集枪支、打造大刀长矛，进行反土豪斗争。同年3月，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公开的东兰公民会，并用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发布文告，号召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国民革命，组织军队，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这份文告由韦拔群亲自起草，成为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战斗纲领。同年中秋节，韦拔群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县青年成立公民会，并歃血盟誓，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拥护俄国共产党，拥护社会革命”等口号，并成立农民自卫军，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随后，韦拔群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3年7月，韦拔群率领农民两次攻打东兰县城未果，之后，总结经验教训，于同年10月攻占县城，赶走伪县长，后在驻百色桂军和当地土豪劣绅的镇压下失败，韦拔群被通缉，被迫于1924年绕道贵州、云南，经越南、香港，于1925年1月到达广州。 到达广州后，韦拔群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系统地学习了农民运动、三民主义、苏俄概况、社会主义等课程，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农运路线，实现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结识了彭湃、阮啸仙、陈延年等中共著名领导人。1925年4月提前结业，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运特派员，回广西开展农民运动。 回到故乡东兰后，韦拔群为表示自己向旧势力宣战的决心，烧掉了家里所有的剥削契约。与此同时，积极散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带回的文件，宣传中共农民运动的思想和政策。1925年9月东兰农民协会成立，韦拔群当选为军事部长。同年11月，韦拔群模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开办了广西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该所主任，学员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10个县的农民运动骨干和青年学生，课程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相似。韦拔群亲自任课，并提出了“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的校训。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三期，培养了600多名农运骨干，为农民运动的发展作了干部上的准备。其后，韦拔群又担任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田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1926年2月，东兰农运受到桂系军阀的镇压。韦拔群一面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继续坚持斗争，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控告军阀和官僚豪绅镇压农民运动的罪行。在中共和广大群众支持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此后，韦拔群呼应左江革命运动，积极发展农会与农民武装，到1926年底，仅东兰县就有农会100多个，会员7万余人，农军7个大队约2000人。1926年11月，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新桂系军阀一方面秘密捕杀共产党人，一方面镇压右江农民运动。韦拔群率领农军退入西山，据险坚持斗争，使新桂系军阀一个月内消灭东兰农军的企图落空，为百色起义的胜利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担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东兰县委委员、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等职。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发展党组织和工农武装，使广西的革命运动出现新的形势。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被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0月，他率领农民自卫军攻占东兰县城，建立革命政权。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起义胜利当天，分别在百色镇和平马镇举行庆祝活动，韦拔群参加了在平马镇的庆祝活动。同时，中共右江特委成立，右江各县也陆续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赤卫军。1930年2月，李明瑞、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形成。 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全部由东兰、凤山农军改编，在起义胜利后，立即投入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去。1930年初，右江地区反动势力拼凑2000多人的反动武装，袭扰红军，破坏农会，韦拔群率领部队与敌激战7昼夜，消灭了一股土匪恶霸。此后，又采取各个击破方略，击溃土匪民团1000多人，打退了反动武装的进攻，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 1930年2月，桂系军阀4个团32个连兵力分两路进袭红七军驻隆安部队。韦拔群率第三纵队为左路，负责阻击桂军进攻。经过5昼夜的激战，红七军部队在抵挡了桂军进攻后，全线出击，发起反攻，击溃来犯桂军。战后，红七军撤回东兰、凤山休整。 1930年3月，起义部队决定向外开辟新区，韦拔群率第三纵队奉命坚守根据地，保卫后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韦拔群率部转战在右江盆地、红水河边，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卫了根据地。1930年3月，韦拔群随邓小平来到家乡东兰武篆，领导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指导创办了东里共耕社。5月，邓小平离开武篆后，韦拔群继续指导东里共耕社的试办工作。通过这一试点，共耕社当年获得大丰收，既解决了当地农民的温饱问题，又储蓄了公粮1万多斤，解决了军需民用的困难。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立三路线”也影响到右江，红七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开赴河池整编，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被整编为第二十一师，其主力也随同前往，只留下一个特务连的兵力，由韦拔群带领，作为留守部队，开回右江，坚持根据地。韦拔群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把自己部队里的精锐人马和精良武器交给离开根据地的部队，只留下100多位老弱病残的战士。河池整编后，韦拔群率所部100多人回到右江，把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赤卫军常备营的2000多人，及时编入第二十一师，并迅速组建了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团和三个直属独立营；又在每个县新建、扩建了赤卫军常备营，在区、乡建立赤卫队。1930年12月，第二十一师举行了成立庆祝大会。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桂系军阀调集重兵“围剿”右江根据地。1931年3月，桂系军阀廖磊部6000余人，连同土匪民团，共1万余人，向右江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桂系军阀采取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的战法，向东兰、凤山进攻，妄图把红军和赤卫军一举消灭，以达到控制根据地的目的。面对敌人的重点进攻，韦拔群一方面要求各民主政府组织人民坚壁清野，转入山区；一方面将所属三个团布防在百色、黔桂边和红水河边，三面阻击、消耗桂系军队，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成功地策动了黔军王海平部哗变，削弱了桂系军队的实力。蒋桂战争爆发后，廖磊率部撤出，桂军的“围剿”宣告破产。 1931年8月，中共广西省委派陈道生前往东兰指导工作，同时，中共第二十一师党委在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第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韦拔群任师长。会议决定：整顿、补充部队，跳出桂军包围圈；做好坚壁清野、疏散转移工作；派人赴广东、香港与党组织联系；将三个团编为杀奸团，在内线打击桂军；将三个独立营编成外线作战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派员到右江下游和黔桂边山区创建根据地。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韦拔群缺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桂系军阀再次对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围剿”，韦拔群率部转战在西山千山万壑之间，迫使桂军作无谓的消耗，再次撤军。1932年8月，白崇禧亲自指挥1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并坐镇百色、武篆指挥。韦拔群指挥部队坚壁清野，白天隐蔽，晚上出击，出其不意地打击桂军。桂军在搜捕韦拔群计划落空后，只好收买叛徒，暗杀韦拔群。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到尝茶洞召开秘密会议，由于族侄兼警卫员韦昂梦想领取巨赏，乃于当夜枪杀了重病缠身、十分虚弱疲惫的韦拔群。韦拔群牺牲时年仅38岁。韦拔群死后，桂军把韦拔群的头用药水泡起来，送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当地民众则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尸体安葬在特牙山上，并在坟上建一小庙，取名“红神庙”，意为韦拔群已变成拯救穷人的红神。 1962年12月，邓小平在百色起义33周年纪念之际，给韦拔群题词，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陈国瑛） 实习编辑：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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