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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学授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民间史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私学授史活动显得十分活跃。
这一时期，战乱的频繁，社会的动荡，政权的不断交替，对官学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郡国学校，都处于兴废无常的不稳定状态。然而，读书毕竟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下层知识分子跻身仕途、建功立业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所谓“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惟学乎!”《北史·儒林列传论》“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民间知识分子立身扬名、守学传业的欲望，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广泛存在的强烈的求知欲，推动着私学教育走向活跃与兴盛。
魏晋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在民间从事私学教育，学生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如曹魏学者乐详在家乡开办私学后，从学者便多达数千人。吴国虞翻私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的晋代学者杜夷，在家乡从事私学教育，闭门授徒，有生徒千余人。东晋学者范宣“家至贫俭，……常以教授为业。”晋代学者刘兆私学授徒，数千人从其受业。《晋书·儒林列传》中说，当时，像刘兆这样的“青土隐逸之士，……皆务教授。”到南朝，私学教育之风更为兴盛。以博通经史著称的南齐学者沈驎士“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他隐居余干今江西余干县，教授经史，大批从学者“各营屋宇，依止其侧。”以至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南史·隐逸传·沈驎士传》
十六国虽然战乱频仍，但私学教育仍较官学发达。隐居于酒泉南山的前凉学者宋纤，私学教授生徒，弟子受业者即多达三千余人。前凉末前秦时学者郭瑀在张掖私学授徒，弟子著录者千余人。北朝时期，私学教育十分普遍，《北史·儒林列传序》中记述北魏中期时的情形说：“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小者犹数百。”到北齐、北周之时，“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
在民间的私学教育中，讲授者不管是授《经》还是直接传授史传，诸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着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的传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曹魏学者乐详便以其精通的史学名著《左氏传》在民间教授子弟。吴国的唐固、虞翻、征崇等，私学进行教授的，主要是《国语》、《左传》等史书。晋代学者刘兆、续咸等用于私学教授的是《春秋》、《左传》。十六国学者郭荷“特善史书”并以之进行私学教授，其弟子郭瑀“师事郭荷，尽传其业。”《晋书·隐逸传·郭荷传》南朝学者关康之、臧荣绪、诸葛璩、沈驎士，北朝学者李曾、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鲜于灵馥、马敬等，皆以史书在民间私学中进行传授。
2、家学授史。在私学教育日渐兴盛的同时，家族观念的进一步强化，战乱环境中希望家族强盛为个体生存提供保护，企盼子弟学业优胜为家族赢得声誉等等，则促进了家学教育的发展。因而在当时，延请师友或亲自教授家族子弟的现象，在民间并不鲜见。如果父亲去世，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也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家学教授子弟的责任。北朝裴让之少年丧父，母亲辛氏便广延师友，或亲自教授。北朝学者房彦谦早孤，由长兄房彦恂教其读书。南朝史家裴子野少时为祖母殷氏所养，殷氏通文义，亲自教授。南朝学者贺琛幼年丧父，但家学教育并未中断，由伯父贺4“授其经业”。刘宋学者宗少文的母亲师氏“聪辩有学义”，孜孜不倦地家学教授诸子。
历史的传授同样普遍存在于家学教育中。南朝宗悫便以“史传各卷”家学教授甥侄乐蔼等。北朝学者杨愔六岁时便“学史书”，而尤好《左氏春秋》。北齐薛道衡年仅十岁便能讲《左传》。南朝学者韦载十二岁时即对《汉书》非常熟悉。南朝陆云公九岁开始读《汉书》， “略能记忆。”刘需九岁能颂《左氏传》，等等，都是由于家学传授历史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私学和家学教育的发达，造就了众多的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在内的民间知识分子，即唐初史家李延寿所说：“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北史·儒林列传论》而私学和家学教育中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传授的广泛化，则使民间知识分子的史学素养得到普遍的提高，也使史学的传播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3、通俗历史讲唱活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战乱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大量士人流散和隐居于民间。前所未有的各族人民之间的频繁接触与交往，则大大加快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相互影响。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使先进地区的民间文化趋于活跃，另一方面，也使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的传播与周边各地区的原始历史流传相交汇，给这些地区落后文化状况的改变带来了契机。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民间通俗史学活动的发展。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史事的记述，其内容“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即原本是在民间流传讲说的，都是所谓“不凭国史，别讯流俗”的民间传闻。在《史通·书事》中，刘知几又说：“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也就是说，王、何二人撰写《晋书》时所记载的一些史事和人物，是采自被称为“委巷琐言”的民间通俗的历史讲说。在同一篇史论中，刘知几又说：“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啁谑小辨，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可见，当时一些受到“有识”们讥笑的著作，因收录了“嗤鄙异闻”等民间通俗历史传述而颇为风行，以至对“国史”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为正统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史家，刘知几对这些属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民间通俗的历史讲说与史事传播带有明显的偏见，认为它们“违理”、“损实”，指斥其为所谓“刍荛鄙说”，认为“其事非要，其言非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反对把它们“刊为竹帛正言”。
除口头讲说之外，这一时期，民间通俗的历史传播还常常采用普通民众所喜爱的民歌的形式。尽管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民间的通俗历史歌唱因不受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的重视而少有记录，流传下来的非常有限。但是，通过它们，我们仍能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通俗历史歌唱的大致面貌。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便记载了一部分这种 “民乃歌之”、“父老歌之”、“百姓歌之”的民间通俗历史歌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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