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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平时政务繁忙，但他非常虚心，经常向有关人员，商量请教，遇到某些大问题，还专门用开研讨会的办法，以求解决。史书上就有这样一次开研讨会的记录。研讨会开始了，唐太宗谦虚的问道：“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之时，天下大乱，群雄一齐来争夺江山，打败并降服了他们，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看来，创业是艰难的！”魏征接着发言，说：“帝王的兴起，必定要乘世道衰败动乱之时，推翻昏庸残暴的君主，大概是上天和民众，把江山给予了他。但有不少帝王，得到天下之后，就往往骄奢淫逸，只顾个人享受。百姓想安居乐业，帝王却用徭役来伤害他们；民间还很困苦，帝王却搜刮财物，而使人民更加贫穷。国家因此便衰弱下去。这样看来，守业是艰难的！”唐太宗听完了上面两个人的发言，说道：“房玄龄随我平定天下，屡临险境，九死一生，他看到了创业的艰难，所以强调创业难。魏征和我一起保江山，担心：富贵了就要骄傲，骄傲了就会懈怠，懈怠了就会灭亡，他看到了守业是不容易的，所以强调守业难。然而我想：我们创业的不容易，已经成为过去了；而守业的艰难，正须要我和你们来谨慎的对待！”唐太宗接着问道：“作为国君，遵循什么途径，就能聪明；犯了什么过失，就会愚昧呢？”对于这个问题，魏征说：“国君所以聪明，在于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所以愚昧，在于偏信一面之词。尧和舜开辟明堂四门，广开视听之路，通达的了解四方民情。虽然有共工和鲧那样的恶人，也不能蒙蔽他；即使有花言巧语而常做邪恶之事的小人，也无法迷惑他。秦二世深居宫中，偏信赵高，因而天下溃叛，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因而侯景已攻打关门，也不了解。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因而盗贼（指起义军、反叛者遍布天下，也无从知晓。所以说：国君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奸邪的小人，就无法蒙蔽；而下情也就可以上达了。”附原文帝尝问：“创业、守文（即守业）孰难?”玄龄曰：“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魏徵曰：“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穷乏。国繇此衰；则守文为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徵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太宗因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据《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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