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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太宗任贤纳谏的论述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定下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才能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日部下,有的是旧日敌人,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唐太宗认为,对有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使用。唐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当时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之士时,唐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周马“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了突厥等族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在他身边团聚了当时的众多才能之士,正是在这些才能之士的协助下,唐太宗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 内容来自淘豆网www.taodocs.com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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