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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对“恩”“恩情”强调的十分重要，在我国的古文学著作辄有体现，如在《西游记》中，唐僧救出了孙悟空，孙悟空感恩为徒，才算初步收服了这只顽猴。我国的很多成语、俗语、熟语，比如说“知恩图报”、“恩重如山”、“恩深似海”等等，说的都是关于“恩”的，可见，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恩”是很看重的。 古时代的“恩”涉及的社会层级、社会阶级十分宽广。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是比较重视的。皇帝也有“恩”，“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皇帝对别人的“恩”，叫做“皇恩”、“君恩”，是以有“皇恩浩荡”“沐浴皇恩”“皇恩如风”等说法。明朝末年的大将洪承畴投降了清兵，有人就曾经写下了一幅对联来讥讽他：“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看来，这“君恩”是作为人臣必须无条件地要予以尊重的，必须要效忠的。普通的老百姓对别人有恩，就会被别人尊称为“恩公”“恩人”。这也是需要报答的，就是人们常常说到的“肝胆涂地，在所不惜”。我国古代的社会道德规范主要是由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的。“仁”和“义”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是对统治阶级而言的，是较高的要求，它们的施行属于“施恩”的行为，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而“情”“爱”“爱情”这些在我国古代是根本都不能够被登上大雅之堂的，也是一直被忽视的，它属于一种私人性质的交流行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在我国是如此盛行悠久的了。 在封建社会里，既然强调了“施恩”，那么也就必然要强调“报答”。有恩必报，是古人的处世原则，古人讲究恩怨分明。“恩”和“仇”是相互对立的，恩将仇报是社会所不能够允许的。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么有恩不报的话，就会激起全社会的公愤，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那是比鄙视小人还要严重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拿到台面上的规范。有时候，施恩的成本低，而报恩的成本却太大，《水浒》中武松不过免了一百杀威棒、吃了些好酒好肉，便要涌泉相报，替人卖命夺财，直至杀掉罪不至死的欺行霸市的蒋门神与市公安局长张都监，最终落草为寇。作者施耐庵也不无讽刺地将始作俑者命为眼光长远的恩人“金眼彪施恩”。我想，施老先生讲述的，并不是什么传奇，而是一个教训。《水浒》于恩仇之际只是用春秋笔法留了篇寓言，古龙的经典武侠名著《多情剑客无情剑》却有两处关于“大恩如大仇”的经典描摹。其一，镖头急风剑诸葛雷在酒馆中吹牛，被魔头黑白双蛇击败后被逼跪地求饶，阿飞出手杀了黑白双蛇，却没想到诸葛雷对他突然痛下杀手，在一旁观战的小李飞刀救了惊愕不已的阿飞，并告诉他：“黑白双蛇羞辱了他，而你杀了黑白双蛇，诸葛雷想重新在江湖立足，只有杀了你！况且你看到了他的丑态，他想抬头，同样要杀了你！”其二，李寻欢深爱着林诗音，而救命恩人龙啸云也爱上了林诗音，为了报恩，李寻欢远走他乡，将心上人让给龙啸云做妻子。若干年后，龙啸云却千方百计要害李寻欢，他对李寻欢解释道：“你以为你痛苦吗？你把心上人让给我，这种施恩的高尚感会减轻你的痛苦。而我则比你痛苦得多，我抢了你的人，而她却不爱我，别人都知道是你把她让给我的，我成了小人，却得不到幸福，还要承你的恩，我只有杀了你，才能从痛苦中解脱！”我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中写“大恩如大仇”最惊心动魄的文字，它给我带来的震撼，远胜于无数名著关于恩仇的传世记载。古龙一生，大半时间潦倒，得以饱尝世情冷暖，他婚姻破裂后，纵情酒色，他借酒来制造欢东，还是加剧痛苦？从他对人情如此透彻犀利的解剖中，我懂得了他是借酒来逃避。八指头陀临终前有偈：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此身尚不有，身外复何营？佛本多情，古龙亦多情，把人情那层纸捅破，于世人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们的睿智只能流淌在字里行间。相比之下，金庸写人情往往有泛神圣化与泛温情化的倾向，在儒道佛三教集结的文化光环中难以突破，因而有些超现实的理想化，少有古龙的清洌。就作品的整体水准而言，金庸是在古龙之上的，但仅从这一部《多情剑客无情剑》之中，我们足可以看出古龙超越金庸的地方。想起这些痛入骨髓的话题，人常常睡不着觉。我近日重读《资治通鉴》，更是因恩仇纠结的历史而失眠，这是一卷只适合在夜间读的书，我因此特别理解酷爱《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的那阕词《贺新郎读史》，一生看贯恩仇的他老人家的感悟是：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歌未竟，东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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