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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老红军刘型的夫人程宜萍是安徽舒城桃溪镇人，她3岁时母亲病故，5岁时父亲病故，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到山里当了童养媳，她从小受尽了凌辱和苦难。在哥哥、姐姐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上了半工半读的安徽安庆女子职业学校，以后又考入了浙江省高级蚕校。她努力学习，决心要实现妇女解放。
因学习成绩好，在老师的资助下，她到了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习蚕的遗传学。抗日战争爆发了，程宜萍弃学回国，到延安抗大学习，投身革命，她认识到只有革命成功，才能达到妇女的真正解放。
程宜萍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对子女进行着深入的教育。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地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唱起的一首歌，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坐在葡萄藤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和历历在目。妈妈讲的故事总是那样的动听、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百听不厌，我们总让她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一．我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1944年底，毛主席有一个大手笔，为了把我党的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组织了一只南下支队的部队，从延安向南方征战，父亲刘型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父亲出发时，我还没有出生。
图1. 1945年5月松柏（三八八十二天
我是1945年3月8日出生在延安，那时我妈妈在延安党校二部学习，我急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妈妈没有来得及到延安的中央医院去生孩子，我就生在了延安党校二部，妈妈的宿舍里。
是妈妈的党校二部的同学朱琏阿姨给接生的。朱琏阿姨是一位妇产科医生，1935年入党，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位女党员。1936年她创办了“朱琏诊所”，这是石家庄市委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解放后，她曾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妈妈说：因为我生在了妈妈的宿舍里，朱琏阿姨接生时，没有什么帮手，我生下来后，朱琏阿姨累的都晕到了。
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那时解放区很困难，当时延安的卫生条件比较差，老鼠较多，经常有老鼠咬了小孩的鼻子和耳朵。八路军想了许多办法：有的堵老鼠洞，有的把小床吊起来。
图2. 1938年程宜萍于延安抗大
我妈妈下班回来，看见我的嘴也被老鼠咬了一下，她很心疼，怎么办？她很聪明！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只小猫看着我，她把小猫拴在小床腿上，绳子不要太长，小猫跳不到小床上去，老鼠也不敢来了。有小猫代替妈妈看护我，妈妈又可以安心地到党校二部去学习了。
我1岁多以前，就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我上小学时，妈妈给我讲我小时候真实的故事，我感到又新奇、又好玩，很有意思。我被妈妈为革命工作忘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妈妈经常给我们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事情，并且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们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我从小总是捡哥哥、姐姐带补丁的剩衣服穿，无论男式、女式的衣服、裤子，我穿着都非常高兴。甚至我的小孩，上小学时也是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去上学，那时，生活改善了，许多家庭都不给孩子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了。班主任老师说：一看你们家孩子的穿戴，就知道你们家是老革命的家庭了！
我上高中时，每逢寒、暑假，经常要用缝纫机给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哥哥补军装。哥哥也是这样的节俭，能穿旧军装，就不领或少领新军装，为学院和国家节省开支。哥哥学雷锋做好人、好事，被军校评为：学习雷锋的标兵。
二．马背摇篮
现在回忆起妈妈讲的故事，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了。
1946年冬，我一岁多，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党的政策是：要暂时放弃延安，以后再打回来。为了前线的将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妈妈指导下1945年6月1日，建立起来延安第二保育院。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亲自点名调机枪营的营长（团级）张枳昌来做延安第二保育院当院长，因为，他有战斗经验。临要撤退时，康妈妈到保育院做了动员，她说：“3天后，我们要撤离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都大声回答：“能！”，这时，我们的部队出发了，当时我母亲在延安第二保育院任院部支部书记，我和姐姐随保育院撤退。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359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个据点，在汾河的薄冰上用树棍搭起了二尺多宽的临时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保护着五个后勤单位悄悄地过封锁线（延安中央疗养所、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延安中央托儿所、中央党校三部妈妈队、延安第二保育院、及零星过封锁线的同志），延安第二保育院是最后一个过封锁线的，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过封锁线的纪律是：大家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延安第二保育院带了将近150个孩子过封锁线，最小的就像我是1岁多，大一点的像我的爱人梁汉平4、5岁，100多个孩子，能不哭、不闹吗？太难做到了呀！当时，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叔叔、阿姨的教育都像小八路一样，都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和哭闹。张院长把大队人马分成了小队，当时，母亲负责着公家的6个孩子和保育院的两个文件箱（所有人员和孩子们的档案）、公家的6个孩子里包括我和姐姐2人，这个小队有1个保育员、2个饲养员、3个警卫员。母亲分配好队形，。她把强壮的大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走在前面，给我和姐姐分配了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放着一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一边垛子里是我，走在中间。她骑着大马，一边放1 个文件箱，上面放上马褡子，走在最后压阵（2015年原延安第二保育院——北京六一幼儿院，70周年院庆时，我才第一次看见这一对文件箱，将近1米长，这文件箱又宽又大，我想母亲在行军中，带着这对文件箱也实在是不容易的）。由于天黑，儿骡子掉了队，延安第二保育院最后一个过桥，临时桥已经快坏了，路不好走，儿骡子太小，走路打幌，在过桥时，一脚踩到了冰上，滑倒了，它双腿一跪，结果把我和姐姐连垛子带孩子都摔到冰河里去了。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母亲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悄悄地说：“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淹死了”，当她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时都掉到冰河里的消息时，她已经过了同蒲铁路5公里了。她感到真是天打五雷轰，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她眼泪刷地涌了出来，那一个母亲不爱自己亲生的孩子，她真想立刻返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她知道：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党的人，但公家的一对文件箱和四个孩子更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呀！这一对文件箱中放着所以干部、战士的档案和150名孩子的档案，八路军战士们将来打赢了仗，要凭着这两箱档案找到自己的儿子呀！她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在八路军救助我们的过程中，后面又悄悄传颂着：“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行军途中，母亲倍受煎熬。有的阿姨回忆说：回头看程宜萍时，天黑，看不清脸，但是能看见脸上，两行热泪在月亮的照耀下闪光。
图3.1946年在延安第二保育院行进的路上，程宜萍保护的一对文件箱（将近1米长，又宽，又大）现在放在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院史展览中（北京六一幼儿院是原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
在我们旁边的359旅的18岁的小战士全超，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救出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气了，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在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还有大人陪着，还没等大人说话，我姐姐抢着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359旅的付志华叔叔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陈赓将军的太岳军区的韩洪镇。陈赓通知延安第二保育院，让母亲到韩洪镇等待着我们，母亲等了十几天，一天，有两个民工抬来一个担架，抬到母亲身边，母亲这时心理非常忐忑，她不敢掀开盖在孩子身上的被子，她生怕一边孩子是活的，一边孩子是死的，当发现我们姐妹两人都活着时，她非常高兴。我掉到冰河里，估计是呛出了肺炎，那时，没有医、没有药，在部队背着我们战斗的二十多天中，我一直发高烧不退。送到我母亲跟前，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母亲拿我也没有办法呀！部队里有个卫生员，跟母亲商量：我们只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母亲同意了。卫生员手上有1片阿司匹林，他说：这是大人的药量，给1岁多孩子吃下去，如果体温立刻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如果体温一点、一点降下去，孩子还能活。母亲给我吃了药，看了我3天3夜，每到夜里，怕我突然死去，没有看见，点1盏油灯，看不清楚，就再点上1个油念，看看，我还活着，再褪下去1个油念，因为。她也没有钱买油呀！3天以后，我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低降了下去。我的生命是母亲细心照料的结果、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是八路军给的！
在太岳军区，陈赓将军和傅涯阿姨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美国的牛奶罐头。解放后，妈妈经常带我们去看望傅涯阿姨。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院长张枳昌，在行军的路上，开会表彰了母亲，并用在延安生产的马兰纸，给程宜萍写了表扬信。
母亲在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敢于担当、在危难中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为了党和革命奉献一切的优秀品质，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母亲的心胸非常宽大，她非常长寿，2013年春节初四母亲病逝了，她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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