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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真的答案直截了当：西方一直强调“优先权”，但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是，他们的合作与共享却做得很好，贝尔实验室等一个单位产生若干诺贝尔奖得主早已是科学界的佳话。多年来，李真真对国外科学奖励运行模式多有研究，她发现，西方科学界打破这一“怪圈”的秘密就在于：研究中每个人的贡献都得到了承认和回报，比如他们的工作在晋级和薪酬有体现，而相关论文也同样被接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别敦荣教授认为，“屠呦呦获奖引发争议背后，暴露出的是我国多数科研团队中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在别敦荣看来，国内的科技大奖获奖署名一般都是多人组成，所以对于核心贡献认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包容了，而如果一旦只奖励给一个人，冲突大多就会显现。“根源就是‘官学不分’”。别敦荣教授对此一针见血。别敦荣教授分析，当下，国内科技界极少数有职有权的专家垄断着大量研究课题和巨额经费的现象早已广为诟病。有高教研究学者就曾向中国青年报披露过一个典型案例：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别敦荣教授说，很多成果中，组织者、主持人并不一定是原创思路的设计者和提出者，主持人的思想不足以创新或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创新，需要由其他参与者来提供，原创性的思想得不到重视，学术至上的氛围难以出现，形成的必然是扭曲的导向机制。这也正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强调个体价值，或将成为某些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攫取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正当理由。一位科学网网友就此留言，我的导师在课题中贡献最大，但是辈分不够，原本可能在国内大奖报奖署名中排在后几位，如果仅仅奖励个人，那只有等待出局的命运。“如果不能打破官学不分，简单地照搬个人授奖模式，屠呦呦争议的各类畸变仍将存在。”别敦荣教授说。李真真则建议，应该建立制度化的规则来认定谁占有“优先权”，“科学研究必须承认和奖励提出原创思想的科学家，多一些奖励个人的，这才是国家创新的源泉，关键是设定合理规则选出让人信服的那一个。”李真真说，谁占有优先权的确认，在国际上有通行的标准，比如奖励需要科学共同体来认可，发表论文的通过论文引证就可以追溯；或者在学术会议上谈论一个思想或者技术路径，都有严密的记录可以查阅。她曾对美国建筑师学会评奖进行过专题调研。该学会所有奖项中最高级别的是金质奖章，设立于1947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金质奖章每年最多只能有1位获奖者，以奖励对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有深远影响和贡献的人。李真真介绍，在该项评选公开发布的评奖规范中，对于谁提名、谁推荐和谁接收、谁评审，均有着清晰明确的标准、回避制度。对于利益冲突，政策文本甚至包含了这样的细节：推举者不能是被提名者所在公司的雇员或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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