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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青年评论家、冯牧文学奖得主谢有顺主编了一套《爱情档案》，收入了四位晚生代作家的作品——北村的《周渔的喊叫》、东西的《不要问我》、李洱的《破镜而出》和刁斗的《为之颤抖》。
谢有顺的本意是主编一套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没想到，这四位作家所揭示出来的都是病态的、尴尬的、荒唐的当代爱情。
《爱情档案》实际上成了“爱情病历”。
谢有顺：我置身于破败而绝望的爱情现场
《爱情档案》主编谢有顺说：“我的本意是想找一些真正有力量的爱情故事，用以反抗把爱情日益物质化、情欲化和粗鄙化的潮流，使爱情恢复到它原有的空间里被书写，重新找回它的神圣光芒，进而慰藉这个时代众多失爱的心灵。然而，读完《周渔的喊叫》、《不要问我》、《为之颤抖》和《破镜而出》这四部小说后，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没有找到爱情小说该有的甜蜜和慰藉，内心反而感到悲凉，因为这些爱情话语无一不是与悲剧相连。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破败而绝望的爱情现场吗？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如此问自己。然而，爱情的失败和消失不正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事实真相吗？当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我们为之垂泪的地步的时候，一个敏感的、有存在感的作家，他笔下的文字除了呈现悲剧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乐观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人类必须学会在悲剧中生活。爱情也不能例外。”
谢有顺认为，这四位作家正好为人们提供了四种不同的认识爱情的途径。
北村：现代爱情问题很严重
北村理想的爱情是这样的：“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爱到最深的才是爱，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爱是没有惧怕的。”
但北村对时下的爱情充满忧虑，他说：“但是人由于堕落的原因，无论从爱的目标、爱的能力，还是爱的信心，都苍白无力，甚至对人类自身缺乏爱的源头都不自知。问题很严重。”
北村强调道：“真的很严重，不信你看看。”
东西：我们生活在爱情市场化的时代
东西指出，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情市场化的时代，所以许多作家和读者都在共谋那种特别温馨浪漫的爱情。他们生活在憧憬和幻想之中，保持了一种回忆的姿态。但是另一些作家，却不停地撕毁这种温馨和浪漫，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这种做法就是把那些正在做梦的人叫醒，有时会让你很不舒适。但是这是一种向前的姿势，它和现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
东西说，这样一来，那些被我们定位为病态的爱情，却是现代人最司空见惯的爱情。浪漫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
李洱：这个时代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
李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时代，没有了那种可歌可泣的爱情，不具有普遍性，已经不那么真实了。那种爱情只在个人心上，不是民众心态的爱情。
李洱告诉记者，他对当代的爱情持怀疑态度。
爱情是李洱试图在小说中探究的主题。李洱认为，爱情从来都与人的存在境遇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个人性存在的隐秘倾诉。它常常无微不至地表露着使我们每个人被深深卷入历史游戏、真理游戏之后的悲欢与无能。
刁斗：当代爱情因后天污染而变质
刁斗对当代爱情发出这样的质疑：当性不再作为制造所谓爱情洁晶的手段并被剔除人为附加的责任义务后，是更美好了还是更丑陋了？比如，在小说中，“那东西”、“那地方”那种代词的欲盖弥彰，是更纯洁还是更肮脏？我这样举例并非在制造二元对立，极端化地强调非此即彼；我的意思是，人自身所拥有的一切都天然地纯洁美好，除了人们都因后天的污染而变质了的心。
评论家：他们揭示了当代爱情的荒唐尴尬
著名评论家洪治纲认为，爱情越来越像一杯鸡尾酒了。现代文明搅拌，不同观念的掺杂，利益原则的驱动，都能使爱情越来越远离它最初的醇厚之味，而成为各种生命欲念的浮华配制。所以，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已很难领会到“关关雎鸠”的纯明之境，而更多地感受着色泽班驳的迷离之态。
“这一点，在我新近读到的一套《爱情档案》丛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洪治纲认为，这套《爱情档案》实质上正为人们生动地道出了当前爱情存在的尴尬状态。
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认为，爱情的追逐中总有物质和欲望的挤压，欲望的张扬中又免不了灵魂的疼痛和绝叫，这是世纪末生活的写照，也是60年代出生者的心声。没有美好的爱情，甚至没有漂亮的女人，连悲剧都带着荒唐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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