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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为何那么重视修史呢？现代人读历史要读什么呢？ 2019 12 14 09:13:19 作者： 浏览（260）
中国古人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五千年前的黄帝被尊为文明初祖，从黄帝开始就有史官之设，一为仓颉，一为沮诵。三代以后史官之设更加系统，不只有最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更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诸多名目，分工有差。近两千年以来的历史，有二十四部官修正史系统记录。正史之外，亦有私人所修被称为野史者。此外，历朝历代也有各种笔记杂录流传，采集坊间传闻，以补正史之阙。
以上是古人修史之大概。仅从史官之设，史籍之丰，修史之悠久，就可看出古人对历史之重视。
那么古人为何如此重史呢？对于修史者而言，他们要对发生过的事情做一个记录和总结，记事载言，劝善惩恶。使后人以史为镜，用为参照，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使后世学史者“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那么，对于学史者而言呢，那就是学以致用，古人学史真的是为了用，这个用不是用于装门面，考文凭，而是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真正的大用。
现代则不然，到了现代，人们读史多是为了“实”用。也许是受到应用科学的影响，这个“实用”之用变得非常具象，比如有人喜欢读战争史，关注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争，总结战术战略；有人喜欢读经济史，关注不同时期经济制度之变迁，政策之利弊；有人喜欢读文学史，研究历朝历代文学之体例，审美，名篇等等。或者有人并不专注于某一类史，只是泛泛去读，但他的着眼点常常落在制度，经济，法律某一领域上。
当然，因为专业需要，或是个人爱好，专治某史当然是很好很必要的一件事，而本文想分享给朋友们的是，在这些专业史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读，历史并不只是实用领域的操作手册，它的“大用”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开卷有益的。
这就说到读史要读什么，不妨先看看古人治史时关注些什么。现代人所关注的制度，经济，器物等内容古人也在关注，从他们整理的类书条目中可以见到制度，经济，文化等内容。但从比例上讲，这些内容只占一小部分，而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记录下来的更多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都是道德故事。从这个比例上，就可看出古人治史读史更注重什么，是的，正是那些平易近人，通俗易懂，无甚深奥与玄机的道德故事。而这部分道德故事，正是笔者在读史过程中的最大收获。
说起道德故事，在世风日下的今世，难免为一些人以为迂腐。然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重温道德故事的原因所在。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你可以伸出手去救他，如果一个天下都掉到了水里，你如何去救天下，那就只有靠道德的回升。而历史的铺垫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在给后世人留下道德规范，令后人有所参照，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道德水平，并更加长远的延续下去。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要如此虔敬的，严谨的，忠实的，一代一代的记录历史，有人为之穷经皓首，有人为之背负骂名，有人为之付出生命。
笔者在读历史时，常常为那些道德故事感动和震撼。笔者常常在想，如果今天的人也能如古人一样，讲道义，有原则，这个世界会美好得太多太多。然而道德并不是一个很理论化的东西，他的展现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谓道不远人。道德，它的大象浑涵，有又谁能说得清呢，但是在历史中记载的那些关乎道德的故事里，我们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与力量。
《后汉书》范滂传中记载了东汉名士范滂的故事。汉灵帝党锢之祸中，范滂罹难。他与母亲诀别时，范母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李杜指的是罹难于党锢之祸的名士李膺，杜密。八百多年后，范滂的故事被十岁的苏轼读到。苏轼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亲程氏回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范滂的舍生取义，范母的慷慨大义令人动容，苏轼小小年纪读到这样的故事，就会想到要像范滂一样，而苏轼之母也能慨然以范母为榜样，同样令人感佩。而当笔者读到这段故事时，除了感动于古人之高义，另一点让笔者印象深刻的则是，古人读书，能够以道相高，以德相尚，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这也才是读史治学的意义之所在。
在读史中，笔者虽不能像古人那样时时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但也渐渐学会去做换位的思考，如果是我，我能否做到像他们一样？有时笔者惊喜地发现心中也能升起“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的那一念，这让我甚感安慰。当然，更多时候，笔者只能是仰之高义，却望尘莫及，每每此时，心中甚感不安。古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物质上的拥有不过是白云苍狗般的一场幻化，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在于能够在白驹过隙间真真切切的提升自己，回归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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