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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残雪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这种发现是双重的。它既是对艺术灵魂敞开后内面景象的捕捉，也是对读者深层自我的审视与拷问。每个时代，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都是孤独的。残雪亦如此，她的写作是一个人的舞蹈，是在黑暗中的独舞。之所以这样描述，不仅因为她的文字直抵人的灵魂深处，足以照亮那些被日常世俗所遮蔽的幽暗处所，更基于残雪作品复杂的内面向度所显示出的那种难得的修养，它所造就的是一种诗与哲学深度交融的美学气象。然而，她不是用哲学原理指导自己的写作，而是把文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从《黄泥街》开始，残雪就把视线从传统文学中对“他”的叙述转向对“我”的审视。从文本来看，残雪几乎所有作品都建立在“我是谁”这一现代哲学命题的思索上。阅读这样的小说，没有现代哲学做底子，没有高度自觉的审美感悟力，自然无缘目睹其中的风景。而这种审美准备是长期积累和训练的过程，是阅读残雪文本必不可少的环节。残雪呼唤高级读者的出现，她似乎在向我们发问：“阅读残雪的小说，你准备好了吗？”
读者眼中，残雪宛如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修女，这就是文学生活中的残雪。对她来说，活着就是为了阅读和写作，为了执行艺术之神赋予她的使命，但残雪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但如果据此以为残雪要排斥世俗，拒绝现实，这种观点却是站不住脚的。残雪说：“在外人看来，也许我只不过过着平淡的生活……而实际上，在我内面，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经历过情感的惊涛骇浪的。”《新世纪爱情故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所刻绘的，几乎都是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图景，甚至也契合着我们当下时代的最新潮流。小说表面上呈现的，似乎是当代男女的性爱游戏、情感困惑，以及底层女性寻求突围的苦难生存，但事实上这些都并非作者的审美意图。这种反映外部现实的叙事路数显然不属于残雪，我们的解读也必须绕开这种社会学阐释的套路。什么金钱物欲、生存苦难、乡土情怀等等，按照现象学的做法，这些都要放在括弧里面，存而不论。要透彻解读这部小说，恐怕只能另寻门径。
其实，在残雪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吕芳诗小姐》中，主人公吕芳诗也是性工作者，但作者以奇异的想象，把人物的精神追求推向极致，颠覆了这个来历已久的世俗文化符号。《新世纪爱情故事》的几个女主人公也是吕芳诗的同类，不同的是，她们前身都是工人，其间有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平庸生活，她们要去冒险，用自己的身体去冒险。不过，与《吕芳诗小姐》相比，这部小说笔触更为细腻，生存形态更加多样，故事也更曲折复杂，那种形而上的冲动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托。
研究灵魂结构的精神传奇
相对于“先锋文学”的模糊定义，我更愿意把残雪的小说看作“精神传奇”。残雪用笔“自动”记录着人物灵魂裂变的踪迹，并以奇异的线条勾勒灵魂突围的图象，创造了一种以研究灵魂结构为审美理想的新型文学形态。《新世纪爱情故事》中的人物是一批不知疲倦的精神跋涉者，他们似乎在追求某种无形的精神事物，而这却是他们追求理想建构自我的必经之途。这是残雪小说描写人物的常用机制，而这种精神追求并不是空洞的冥思和感悟，它根植于那种令人恶心的世俗欲望。比如，《五香街》中煤厂小火对精神的追求，只能通过跟金老婆子搅成一团的方式来激发自由意志。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只有借助肉欲和性错乱的形式，生命的自由意志才得以被激活，并逐步转化为追求理想人格的心理能量，最终完成形而上的精神之旅。
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爱情，其实就是理想，一种终极之物，它充满诱惑，无时无刻不牵引着人的内心。比如龙乡思、金珠、阿丝、小袁等，她们与男性的交往并不符合正常伦理，而是以一种“越轨”的形式实现着自己的情感追求。这个视阈的爱情，其能指已经转移，它不再专指传统的男女之爱，而是上升到整体象征的层面。因为这种两性关系的互相寻找，不过是一种获取精神能量的途径。小说中金珠说道：“老永是水泥商，专门生产劣质水泥，发了黑心财。我们城里新盖的房子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供应水泥的，我一直想大大敲他一笔，可是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老永”正是这些性工作者争相追逐的最佳猎物，“老永”曾是金珠的“相好”，但当她目睹龙乡思与“老永”在大木箱里性交的场面时，却并没有多少意外和愤怒的表情，反而鼓励龙乡思把握住机会。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性交并不在物质上的获取，而是她们追求“幸福”的重要途径。所以，在金珠找到新的恋人后，龙乡思对她说：“爱人再好，也比不上姐妹情这么稳定。恋爱是很危险的事。”在奔赴终极之境的精神旅途中，她们只能短兵相接，共同实现精神的突进。
相较而言，翠兰对韦伯的爱没有那么决绝，而是处于疑惑与探索中。回乡之旅对她来说就是精神启蒙之旅，曾经那种陷入绝境的情绪被“一个同从前很不相同的内面的情感世界”所取代，但是“她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深入这个世界去冒险”。韦伯的突然入狱，车间主任对她的意外恩宠，还有尤先生与她之间的前世牵连，都让她感到现实的荒诞，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对内在事物的关注和追求。神秘的“梨山”是她无限神往的地方，那是她与前男友小贺曾经见证奇迹的地方，在那里，她曾感觉“自己到了世界的中心”。在翠兰眼里，小贺就像一只蜘蛛，没完没了地吐出那些无目的的“线索”。而这些“线索”都与“梨山”有关，但要真正抵达“梨山”，看透“梨山”，显然并非易事。“梨山”有如《边疆》中的“空中花园”，神秘莫测，有待他们一辈子去探索，这个探索的旅程也是精神成长的过程，在精神的无限突进中灵魂得以提升到新的层次。
这个旅程中，韦伯和尤先生扮演了重要角色。韦伯某种程度上就是翠兰现实中的自我，这个自我有“深不可测的品质”，是她无法摆脱的宿命。而尤先生则是翠兰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来自黑暗历史的深处，来自幽灵出没的地方。然而，精神本身具有无限的层次，两个自我并不处在同一精神层次。如果说第一个自我以反省自愿入狱的姿态出场，那么，第二个自我则如同幽灵，掌握着翠兰生活中的秘密，直接干预到表层自我的现实处境。如果把韦伯和尤先生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虽是同路人，都在执拗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跨越，但却分属不同的精神等级。与韦伯相比，尤先生的姿态无疑更为激进，面对死神黑社会的追缉，他无处可逃，但这又分明是他渴望的生活，他要通过与死神晤面的形式，实现精神的无限突进。这种精神探险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艺术家们所孜孜以求的“彼岸世界”，关于这一点，作者用“河流”的意象反复加以强调和暗示。尤先生意识中多次出现的那条河，其所指可理解为内心所追求的“彼岸”。显然，若要渡过这条精神之河，对他来说并非一日之功。尤先生意识到这是他毕生的工作，是一个无限的精神突围历程。
地处远郊的“鸳鸯楼”对龙乡思来说具有匪夷所思的魔力。那是欲望的处所，更是体验虚无的异质空间。每当老永提议去“鸳鸯楼”，龙乡思就会产生抑制不住的渴望，一旦深入其间，这种渴望又被死亡的恐惧所置换。而老永显然是跨越两界的人，其根基深浅是龙乡思难以窥破的。老永被作者加以对象化，他扮演的角色是龙乡思的深层自我，龙乡思对老永的寻找就成了她对自我的探寻。而走向虚无的旅程中，充当龙乡思精神向导的是金珠。金珠与驼哥把爱巢建在土窑幽灵出没之地，对他们来说只有在那里，灵魂才会有归属感。在残雪眼里，故乡并不是那种惯常的“黄土地”式的地方，而是“终极的、原始的、黑暗的所在”。故乡的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是最具魔力的精神风景，它是象征着韦伯、翠兰、金珠等人物苦苦寻觅的精神之乡、理念之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故乡通常被解读为过去时，表现为一种时间的逆反和人生的回望，而在残雪的视野中，故乡并不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
与韦伯在自我囚禁中静思的生命向度不同的是，妻子小袁过着紧张而浓缩的生活，小说中不时出现的报时器就是对这种生活的隐喻。与刘医生的邂逅激荡着她的灵魂，构成生命中那道“无底的深渊”，时时折磨着她的神经。但绝望中隐隐孕育着新的希望。基于这种想法，小袁又倍感振奋，“忽然，她感到自己非常幸运，非常强大，所有的抑郁情绪一下子消失殆尽”。小袁的处境如同小说中的“茶花女”对命运的吟唱，那是一种在“无”中对“有”的思索。而刘医生之所以能对小袁产生如此大的诱惑力，主要在于他所具备的那种神奇的冥思能力，小袁旅途遭遇的三个人中，只有刘医生能在意念中创造了“飞跃悬崖”的奇迹，不至于坠入虚无的深渊。他的思维有一种神秘的穿透力，通过那种冥想中的冒险，精神边界才不断得以拓宽与延伸。
那么，小袁和刘医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说第十节在巢县有深入的揭示。在刘医生所生活的地方巢县，小袁冥冥中感受到其中的魔力。这种魔力源自“一种永恒的宁静”，但不是那种死水一潭的宁静，而是“由一波一波的规律性的激情构成的宁静”。在小袁的感觉中，这个地方表面处在宁静之中，而在深层却蕴藏着无限的活力。当小袁重返这个神秘之地，她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就是她的深层自我，换言之，小袁移居巢县后的从教生涯就是探寻自我、辨认自我和建构自我的过程。随着叙事的推进，这个自我不断延伸，变成无数个自我：刘医生、钟老师、小薇、小青……他们都可以被看作小袁的深层自我。这些人物便是她“看不见”的更为深化的艺术自我，他们逐渐点醒了世俗的本我，使她终于融入这个神秘之地。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生命旅程
艺术家的灵魂只能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带，艺术创造才能得以维持。艺术灵魂中的各种角色之间一旦处于休战状态，艺术家就会失去创造的动力，无可避免地沦落为普通人。反之，只有不断经历挣扎求生的考验，艺术家才会与隐没在黑暗中的艺术自我相遇。从这个角度，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并不适合建立家庭，因为那种稳定的生存状态与灵魂探险的深层欲望是相悖的。对他们来讲，对性的渴求不过是他们寻求精神发展的动力装置。比如，尤先生习惯精神抗争的生活，当艺术灵魂被闲置化，不能获得深化，就会变得焦虑不安。这个时候，尤先生只能在异性身上汲取灵感的源泉，重新激活审美机制。在精神危机的紧急关头，“流浪女阿亮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他尤先生展示了一片新天地，他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她的光辉之中，阿亮还拓宽了他对专业的看法，因为有了阿亮，现在这个阴沉的城市充满了种种亮点。”阿亮的功能犹如她的名字，照亮了尤先生走向“新天地”的精神之途。如果说阿亮是尤先生精神突围的助推器，那么韦伯则以逆向激将的方式，让翠兰独自承担自我灵魂突围的重任。韦伯之所以要进监狱，不过是为了让翠兰更加坚定精神突围的决心，也就是他所说的“拉开距离才能好好地爱她”。当然，有时候，这种激励机制也作用于同性之间，比如，小兰之于阿亮，老永之于驼哥，老章之于看守长等等。
艺术家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创造的不是传统的社会史，而是人类的精神史。小说中阿丝的突围表演就是艺术家创造历史的象征。阿丝意志坚定，自甘苦难，是那种在内心的苦苦挣扎中追求自我精神发展的探索者。作为她的引路人，阿援形象丑陋，干着走私的勾当，却牢牢套住了阿丝的心。尽管阿援带给阿丝的是可怕恶心的体验，但阿丝还是决定“死死吊在阿援这棵树上”。因为这种“恶心”感正是像阿丝这样具有冒险精神的艺术家所渴求的。
《新世纪爱情故事》中的人物都处在执拗的自我寻找中，在寻找中审视自我、否定自我，不断实现自我的精神突围。那种精神跋涉的历程本身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而艺术家正是在对自我的辨证认识中实现精神的突进的。这个意义上，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审视与艺术家创作中所伴随的灵魂历险，共同缔造了人类精神史。残雪强调的是精神突围的过程，至于结果如何，这并不在她的审美视线之内。
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他们是一群务虚主义者，顽强、坚韧，生活在与现实迥然有别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些人物就像残雪自己，处在无尽的精神跋涉之途中。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世俗的生存现实，而是内心世界的问题，用残雪的话说就是“里面”的问题。他们的关键词是“间接”、“距离”、“悬浮”，这些词所暗示的是人类摆脱尘俗通向虚无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艺术创造中创作主体把握现实的重要方式。某种意义上，进入创造就意味着悬着一颗心，有距离地追求自我、审视自我、改造自我。
如果从小说所关注的对象来看，残雪给我们展示的，似乎是一个既肮脏丑恶，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其早期作品《苍老的浮云》等尤其如此。但这只是作品给我们的表面印象，是读者与残雪首度相逢的浅层认识。反复阅读文本后，我们会发现小说中无比精致的灵魂结构。残雪小说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某些评论者所说的，展现那种极端的人性之丑之恶，让读者深恶而痛绝之。就其小说而言，“丑”只是故事表层的意义显现，其实，“丑”中包含着“美”，有时候，“丑”到极致便是“美”现身的时刻。残雪自己也说：“我所有的小说里面，每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正面意义的。”也许在残雪看来，本质之谜是曲线显露的。文学是一种曲折的人性表达，它最终指向的仍是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就这部小说来看，那些人物的行为看似平凡世俗，却隐藏着不俗的灵魂面向。他们都有一种想“飞”的冲动，比如，翠兰的堂兄堂嫂坐在树上，“想要离大地的喧嚣远一点儿，使自己冷静下来，以便作出某些决定。”刘医生的病人林老头死了也要变成一只鸟，因为那样才死得有意义有尊严。所以，残雪的小说所呈现的并非悲观颓废的世界，而是一种有理想的生存意境。残雪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处在想“飞”的状态中，但世俗肉身并不能真正脱离地面。飞离地面就意味着死亡。更多的人是“悬在离地面很近的空中”，“既得意又痛苦”，“既想飞得更高又想坠落到地上”。因为如果要“飞”得更高，就必须在世俗地面中吸取能量。
从内心机制来看，小说中的人物都具备艺术家的潜质，悬于半空自愿接受苦熬是他们的生存常态。艺术家是一群想“飞”得更高的人，那些超前的艺术家无疑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那种想“飞”的冲动，让他们不甘汇入现实社会的主流世界，而是决意活在他们所创造的“天堂”。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精神追求，一定程度上就是残雪艺术生存的自况。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间地带，艺术家的内心时时经受着虚无利齿的啃噬。这种灵魂受难的旅程并非是短期的，而是伴随着艺术家的整个生命历程。所以，我以为，残雪的小说非但不是“丑”的展示，也不是梦魇的世界，而是生命的赞歌，给人以理想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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