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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杨勇将军住进301医院。伤口稍有好转以后，同一层的病友常来找他聊天，送文件给他看，有时干脆凑过来打扑克，热热闹闹的倒也挺愉快。只有一个人受冷遇。他是北京军区的一个负责干部，也住在这层楼里，“文革”开始以来一直在台上，“华北会议”后才下来的。有几次，杨勇与病友们说笑得正热闹，他也搭讪着凑过来。众人一见他，马上冷了场，弄得他很窘。这时候，总是杨勇主动和他打招呼，帮他解围。
一天黄昏，吃过晚饭，杨勇与林彬商量想去看看这个干部。林彬很恼火，极力反对，在一旁收拾碗筷的小护士也气不忿地帮腔说：“首长，您可别去，甭看他现在倒霉，活该，谁让他过去整人！”
“我知道他整过人。你看，”杨勇指着自己的额头对小护士说，“我头上这块疤，就是在他主持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打的。可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不该疏远他。”
无论林彬如何劝阻，杨勇还是去看了这个同志，替他做工作，求得大家谅解。
实践证明杨勇的做法是对的。在杨勇临去世的前两天，这个干部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对林彬说：“……我想去看看首长，医院不让探视，去了几次，都没能进去……有好多话，我早就该对首长说，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再也不能够了……杨司令员是我这一生难得遇上的好领导，我对不起他……”
电话里传来他的抽泣声，林彬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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