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24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7 分钟。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昨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
演讲以回忆母亲开头，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演讲的主题。
讲三个小故事之前，莫言说：“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很显然，他似乎是想要表达什么，但没有直接说，而是又一次借助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小说家在这举世瞩目的领奖时间里又为世人制造了一个悬念，让大家都来更充分地品味故事的内涵，领略“讲故事人”所寄寓的思想意蕴。
莫言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语文老师的职业病又犯了，不妨做一番解读，看看大作家在故事里究竟有什么宣示？
这三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倒塌。”
三个故事中，只有第一个故事有揭示道理的句子：“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对于理解故事的含义还是有帮助的。紧扣这个句子，从“哭”、“不哭”与“表演”三个关键词去分析，应该谈的是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问题。作家不应迎合时事，不应逢迎别人，他要做的是表现真性情，展示真自我；我们的社会必须创设更加人性、更加宽容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允许百花齐放，允许个性张扬，不必苛求一个声音，也不必大家都来满足某种需要。社会是个多彩的社会，作家的经历、情感、风格和诉求也会不同，作家的写作权利还是应该得到尊重。
第二、三个故事的含义就比较隐晦了，需要调动更多的方法来研读。
第二个故事其实和第一个故事有共同性，“我就深感歉疚”、“我却为此深感内疚”两个句子透露出故事的真实性，都是曾在作家内心产生过强烈震撼的的经历。心灵的伤痛常常会换来人生的哲思，可以看出，这两个故事都应该体现了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包括政治观。如果再超脱一点分析，两个故事都表现了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社会，如何面对周围环境，如何正视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是作家作为社会中人所难以回避的问题。
回到第二个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扩大思考范围，在整个演讲词中找到理解本故事的钥匙。在前面叙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莫言表示，“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诠释。我们还可以通过演讲中莫言的表白加以印证：“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很明显，“老长官”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作家的写作毫无疑问离不开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屈从于政治，解决的视角就是“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如此才能让作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但又不完全寄生于政治，从而获得属于作家自己的创作空间，获得写作上相对的自由。
这里面可能还必须提到尊重的问题，“难道我不是人吗？”一句质问以及后来的内疚，是在表达作家需要尊重别人，尊重读者，尊重社会，我们的广大读者和整个社会也应该尊重作家，尊重他们的作品，使读写文化达到和谐的繁荣。
第三个故事则明显区别于前两则，这是个道德寓言故事，说理的意味更加鲜明。故事并不难理解，说的是因果报应、福祸轮回，有十足禅意。我们依然在演讲的前半段能找到充足的证据：“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如果浅显的理解，作家是在向世人表达自己对命运的幸与不幸的看法，表达暮然回首自己文学道路时的感慨，深一点理解，是表达对世事人生的感悟，表达对社会道德的深思，但我们还应该站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现场的角度来审视，这其实是莫言在自己人生最辉煌时刻的一种宣扬，在人生新起点之际的一种誓言，借此故事他想向世人倾诉自己更多的感思和怀想，有时这种情思是不能说破的，说破也就俗了，倒不如依旧讲故事，依旧借助小说的力量让自己更有魅力，更显涵养，这就是莫言的智慧，这就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带给我们的又一个精彩。
当然，大作家的寓意绝不是我等俗人所能参透的，想必他本人也并不一定愿意别人把它参透。
昨天去看了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唯美的画面和奇幻的故事让人总想猜测编导的意图。事实上，该片已经在网友中引起了特别广泛的解读热潮。面对这股热潮，李安坦言，“我知道大家看完片子心中有很多疑问和想法，很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在这方面我挺无辜的。我很用心地把片子拍出来，也希望得到一些反响，我本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下来，看清这些反响是什么，我为什么拍这个电影，为什么那么多人从东方到西方有不同的反应。”“这个片子本来就是邀请人来解读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家都会问，到底真的意思是什么，拍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觉得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会有标准答案的感觉，限制了观众的想象，跟书或者是电影本身的创意不太合，欢迎大家来解读。我对国内现在的现象，不管解读的是不是我心里想的东西，我都觉得很贴心和鼓舞，因为影片给了他们共鸣。”
哦，两位大家在用同样的方式诠释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莫言诺奖演讲结尾三个故事的解读”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