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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顾一下莫言的三个故事原文：“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这三个 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的关系，是上与下的关系。第一个故事，老师是上，学生是下；第二个故事，老长官是上，莫言是下；第三个故事，天是上，人是下。上与下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是宏大的，下是微观的，上是强大的，下是微弱的。这种关系反映在莫言的小说中就是天/地/自然与人的关系，反映在社会现实里就是意识形态/体制/政治与个体的关系。这三个故事既有共同性，也有连续性。第一个故事是童年的莫言，64年的事；第二个故事是青年莫言，80年左右；第三个故事应该是中年莫言（虽然故事取自虚构，非莫言经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故事中，作为下的童年莫言是与上统一的，但现在的莫言对这种统一表达了否定，意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与忏悔；第二个故事中，作为下的青年莫言表现了对上的反抗特征，从历史背景来看，应该是顺应历史思潮对现实的不满和批评，但现在的莫言对这种反抗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意即青年时期采取的反抗可能是过于激进欠妥当的；第三个故事的戏剧性虽然主要位于人类内部的争执，但故事的包袱抖出的是天的威力和自然法则的不可抗拒力，故事表达了莫言人到中年对天（即上）的敬畏，承认人类内部的争执受制于天，无比广大的难以目测的天，该故事隐喻了现在的莫言对现实的一种屈从、默认、犬儒心态。如果现在的莫言回顾这三个故事中的自己认识和处理上与下的关系，他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①第一个故事：否定上下统一关系；②第二个：否定下对上的鲁莽反抗；③第三个：承认上对下的统治。归纳下，莫言对上下关系处理的哲学态度应该是既有否定也有肯定，是为世故。莫言特意把三个故事作为结尾，其目的是希望对作为文学家的自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一个交代，即使这交代用了故事这样隐喻性强烈，又可以多义性解读的方式，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对其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收获的各种精彩故事的集中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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